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差点被母亲打死。挨打是因为五个泡泡糖——上海泡泡糖！

　　对于2l世纪的孩子们来说，泡泡糖或口香糖之类的东西是很难入他们的眼和口的。但正是这不被打上眼的仅值五分钱的小东西，却让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着迷疯狂，甚至险些为之死在自己母亲的手上。这听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也会这么以为。

　　但这一切却千真万确发生了。

　　那时正是1979年，这一年对中国的意义想必大家都清楚。在这个百废待兴的年头里，我升入小学三年级。虽然国家的工农业正在逐步走向正轨，但物质供应依然比较紧张，很多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而生如糖果之类，则少之又少。我记得那一年“六一”儿童节，我得到的礼物是二两鱼儿糖。所谓鱼儿糖，实际就是用白糖熬化加淀粉，加一些红黄蓝绿的色素，然后倒进小鱼儿模具中凝固而成的糖块。母亲为了买到这二两糖，从街头排到街尾站了近四个小时。

　　对于贪嘴的少年来说，没有糖和零食的日子实在难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粒放在嘴里甜甜的并能吹出一个白色泡泡的泡泡糖，其魔力是怎样，大家应该想得出来。

　　班上一位父亲是采购员的同学最早把泡泡糖带进学校，并引起一阵惊叹。很快，大家就对这来自于上海的泡泡糖着迷了。“上海”对于一群连成都是什么样的川西小城的孩子们来说无异比梦还远。大家看着这位嚼着上海泡泡糖吐着上海泡泡的同学，无限神往和羡慕着。之后，大家便不约而同地开始巴结他，讨好他。他想要的铅笔、小人书和陀螺统统飞到他的书包里，而同学们相应地也得到一个或半个泡泡糖，吹出大大小小的上海泡泡。

　　我家里很穷，母亲无业，父亲微薄的工资要养活一家四口，他们能给我的学习用品，绝不可能多余到可以拿来换泡泡糖。于是，在班上半数同学都在吹泡泡的时候，我只有悄悄躲开，并为自己的贫穷流下人生中的第一滴泪水。

　　另外几个和我一样嚼不成泡泡糖的同学开始搞起泡泡糖配方的研制。不知是谁的主意，我们将麦子和牙膏和在一起嚼，以为能嚼出泡泡糖，但除了满嘴白沫之外，一无所获。

　　我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渴望得到一个或半个泡泡糖，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那个唯一拥有泡泡糖的同学在得到了班上几乎所有的好东西之后，开始对物质厌倦了。他开始追求精神享受了。谁敢在教室门上安机关袭击老师，就奖励五个泡泡糖。

　　这事没人敢做。不知为什么，大家莫名地都将目光对准了没得到过泡泡糖的我，似乎这个奖项是专门为我而设的。

　　这种眼神和暗示似乎是一种鼓励，使我的虚荣心无限膨胀，再加之压抑了数天的对泡泡糖的向往，我居然站了起来，自以为勇武地走向教室门口，将一个装满垃圾的塑料桶放到虚掩的教室门上方。

　　这件事造成本节数学课因老师回家换衣洗头而改为自习。班上的几个当时喝彩最凶猛的同学以更凶猛的姿态向老师举报了罪魁祸首曾颖。之后，母亲被叫到学校接受批评，而结局是母亲用一只刺了两根针的塑料鞋底在我的头上抽了七十几下，一百余个针孔至今尤有感觉。

　　我永远忘不了母亲打我时因绝望而失控的神情。因为在一向好胜而自尊的她看来，为了五个泡泡糖而放弃尊严的儿子，她宁可不要。

　　此事一晃就过去了36年，在这36年里，我读书，当工人，当记者，生活总在贫困线的上下徘徊，也常遭遇到比五个泡泡糖大得多的诱惑，但我始终记着少年时自己所干下的那件蠢事，并深以为戒。为此，母亲很得意，说亏得当初她的那顿黄荆条子，但我不以为然，我认为真正让我锥心刺骨的不是挨在身上那些针，而是她看我时绝望的眼神……

　　（田文英摘自《龙门阵》

　　2016年第5期 图/熊L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