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交
我也很喜欢这个场景，并且想象那大概是海德格尔后来在黑森林隐居小庐的附近，某个下午，勒内·夏尔过来探访故识，两人遂结伴出门，走在缓坡的杂草地上头，边走边聊，当然也会沉默下来，抬头看看林木间洒下的光线，留神鸟鸣与落叶的声音，或者聆听沉默自身。毕竟，比起政治、战争，以及意识形态，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其他的存在。
流亡之前，昆德拉曾经与另一个处境和他同样不妙的朋友激烈争吵，吵到对彼此生出恨意的地步，就只不过是为了当时捷克最知名、最重要的作者赫拉巴尔。并不是两位对他作品评价的差别太大，不，赫拉巴尔是他们那代捷克人公认的伟大小说家，这没什么好争议的。他们吵架的真正原因竟然是赫拉巴尔到底应不应该出版小说。昆德拉觉得赫拉巴尔的书还能继续出版，是他们所有人的幸运：“只要有一本赫拉巴尔的书，对于人们，对于人们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过我们抗议的行动和声明！”可他的朋友却愤怒地指责赫拉巴尔：“他怎么可以在他的同行被禁止发表作品的时候，还让别人出版他的书？他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替政府背书，连一句抗议的话都不说？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厌恶，赫拉巴尔是个通敌分子。”
类似的争论，后来还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对于渐渐变老了的昆德拉来说，那次争吵的重点已经不再是一个极权体制之内的作家应该如何表现，回想往事，他现在更加关心的是自己和那位朋友的友谊。两个人都是被迫害的人，两个人都活在彼此重叠的圈子之内，而且两个人很谈得来。然而，他们对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对政治的重要程度，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于是友谊就此产生裂痕。
政治究竟有多重要？友谊又有多么可贵呢？两者权衡，能否分得出高下轻重？昆德拉自然比较看重友谊的价值，所以他喜欢海德格尔和勒内·夏尔一起散步的那张照片，也被布勒东与阿拉贡晩年重拾友情的故事感动。所以他说：“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学会让友谊屈从于所谓的信念，甚至因为道德上的正确性而感到自豪。事实上，必须非常成熟才能理解，我们所捍卫的主张只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假设，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过渡性的，只有非常狭隘的人才会把它当成某种确信之事或真理。对某个朋友的忠诚和对某种信念的幼稚忠诚相反，前者是一种美德，或许是唯一的、最后的美德。”
我不太敢肯定对朋友的忠诚是否真是最后且唯一的美德，甚至不敢确认这种忠诚一定要比对一些政治信念的忠诚重要。因为在我所身处的这个华人社会，我身边有太多太多遵循相反教条的人，使我几乎以为，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对这种立场最坚定的信仰，方是人间至善。在我不曾经历过的那些年头和地方，有许多人为了政治斗争，还不一定是为了自保求存，而诚心相信过去的深厚交情真的只不过是被蒙蔽了的“小资情趣”。在我生活过的台湾和香港，我则更是亲见过好些相识几十年的朋友，因为政治立场的差异，闹到不能共存在同一个屋檐之下的境地。政治可以伤害友谊，故此某些国家会有初识不谈政治（也不谈宗教）的习惯，有时甚至连老友都会在见面的时候避谈国事，十分默契。但我们的一些华人不同，他们可以轻易地谈起政治，轻易地为政治争得面红耳赤，然后轻易地绝交（反正，活在这个年代，绝交用不着非得红笔写信，按个键就好）。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该问的不是昆德拉式的问题，不是政治和友情谁比较重要，而是政治为什么会变得重要到这种程度，盖过了其他一切重要的人的因素。一个朋友，由于我在某件事上和他的看法不同，我就觉得他和我的政治立场不共戴天，尽管我和他在别的事情上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又由于我认为彼此政治立场有别，所以我就开始怀疑他其实是个坏人，动气时破口臭骂他是禽兽，甚至诅咒他下十八层地狱，尽管我记得当年相互扶助劝勉的日子，知道他的某些善良，还会想起他在困顿时刻那最具人性的软弱无助。因为政治立场真的就是这么重要，重要过诚实，重要过孝顺，重要过仁慈，重要过宽容，重要过勇敢，重要过聪明……即便他拥有传统上一切美的品性，只要他在政治立场上犯了错，他就该被鄙夷，值得被叫作“脑残”，是我们之中的叛徒和奸贼。何以至此？会不会是政治一方面庞大如巨兽，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所有，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根本的道德问题，使我们在作为人的各种意义上沉沦失位，乃至于政治就是最重要的存在处境，容不得半点错失？
不如说回昆德拉吧，我猜有人可能会觉得他这番关于政治和友谊的感慨，多少出自他的心虚。他和哈维尔这对老友在20世纪60年代的争执，至今仍被诟病。五六年前，甚至有人“揭发”昆德拉当年曾向秘密警察告密，害人下狱。历史上普遍认为站在胜利那一方的哈维尔立刻出来替他辩护——就算当年大家立场迥异，哈维尔仍然坚信故人的品德。在那篇文章的最后，72岁的哈维尔给几十年没见过面的昆德拉留了几句话：“米兰，试着去超越所有事情！你知道，生命中总会发生一些坏事，然后还被媒体中伤。”
（瘦 玉摘自《东方早报》2014年7月20日，刘 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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