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杭州，这里除了秀美的西湖，还有大量的名人故居以及名人墓葬。

　　杭州最有名的墓葬包括岳庙、苏小小墓、武松墓、牛皋墓、林和靖墓和冯小青墓等，不过这些墓葬大多为后世为了纪念他们而重建的，但有一大批近代名人却实实在在葬在杭州。这些名人包括苏曼殊、马一浮、潘天寿、马寅初、吕公望、蒋百里、章太炎、盖叫天……这些生和死的信息，一旦通过大数据的研究，就会让我们看到更多有趣的现象。

　　美国《科学》杂志上曾发表一篇名为《文化史的网络框架》的论文，作者是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马克西米利安·席希教授，他联合了6位来自社会学、物理、信息与计算机和医学等领域的学者，通过收集跨越人类两千年历史里的大约15万位名人出生、去世的时间和地点，将同一个人的生死两地连接，并得到他们的迁移路线，再将这个动态过程视觉化，展示了人类文化历史中心的变迁。

　　研究者从4个数据库收集了15万位欧洲和北美知名人士的出生、去世地点和职业种类。因为出生、死亡信息被收录在这几个数据库，这本身就证明了他们的知名度，研究者将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之后，把这些名人的出生和死亡地點在地图上定位并且相连，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口流动方向。

　　通过对数据的观察，研究者发现存在于欧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制度。一种是“赢家通吃”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以高度中心化、周边没有其他文化中心的巴黎为代表的。另一种是“百家争鸣”的模式，比如在整个德语区和意大利北部地区，很多文化次中心相互竞争并且共存。

　　让研究者感到吃惊的一个发现是，名人的流动距离在14世纪到21世纪的漫长时期内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在人类历史跌宕起伏充满变化的7个世纪里，出生和死亡地点之间距离的中位数不过是从214公里增长到了382公里，距离的增长连两倍都没到。

　　人们无法选择生在哪里，但却可以选择死于何处，而选择人生终止地的原因，大多建立在对这个城市的好感之上，比如近代的章太炎、陈寅恪、秋瑾一大批名人都希望葬在西湖边上。所以名人的出生地可以视作一种文化供应的资源，而死亡地则显示了一座城市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当大量名人的迁移地点和人生归宿显示为几个目标城市时，这些城市就可以被认为是文化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