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德国游学时，曾和一位德国逻辑学家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路口等红灯。看到左右都没有车辆，人们仍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余秋雨就借机请教：“从社会学角度看，等红灯是受到一种公共行为规则的制约。只是这规则的背后，有没有什么逻辑理据？”

　　“当然有啦！”逻辑学家随即顺势推演道，“第一，城市街道的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伤害最大的群体，无疑是孩子；因为，大人发生事故，仍然伤害到家中的孩子。第二，虽然孩子们接受着很多来自成人的行为规范教育，但科学实验证明，最有效的教育却是来自他们自身的观察。第三，据统计，孩子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地点，是自家的窗口；因此，当你四顾无人无车，放心穿越红灯的时候，根本无法保证路边排排高楼的无数窗口边没有孩子在张望。第四，如此一来，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你如果安全地穿过红灯，就等于給孩子们上了错误的一课——穿越红灯没有危险；你如果在穿越红灯时遭受伤亡，虽能给孩子们以正确的教育，但谁又愿意为此付出伤亡的惨重代价呢？第五，面对这个悖论，唯一正确的方法只能是放弃穿越——一见红灯就立即停步；既不让孩子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让孩子看到穿越的危险，使他们看到一种无须别人监督的生命规范。”

　　这番从孩子角度的逻辑推演，可谓严丝合缝，毋庸置疑；余秋雨听罢，不禁感慨道：“若能给公众讲一些此类‘都市逻辑’，让理性渗透到他们的生活日常；这较之诸如‘不能闯红灯’式的简单口号，效果肯定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