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林徽因的传记，想起很久以前，看她的那些唯美小诗和散文。当时第一反应就是生疑，她的文字稚拙可爱，没有烟火气，但她本人是一个有一颗务实心，非常懂得把握人生大方向，且有大志向的女人。我想她就是那种把现实和诗情分离得很清楚，整体以理性控局，局部短时用感性，文字形象和现实面目有落差的人吧。

　　在我的经验里，这种落差比比皆是。比如张爱玲，不过她是反向经营，结果把自己搞得血本无归。张的文字刻毒蚀骨，通篇都是算盘打得噼啪响的计较。但她是典型的聪明脸孔笨肚肠。现实生活中，她是个连日常应对都很畏惧的木讷之人。

　　有时落差是因为注意力的分配不平均，伍尔夫就是这样。她在文字里刻薄锋利、骁勇无比，处处把人往死角里逼;而在现实中，却是一个混沌不堪的“低能儿”。她的聪明半径不超出她的小书房，一出这个势力范围，厨娘不让她帮忙，因为她不是把戒指丢在面粉里，就是把调味料弄混了。丈夫不敢携她去参加舞会，因为她交际笨拙、不知进退，有一次甚至把衬裙穿反了。以伍尔夫的智性，应对这点柴米油盐算不了什么，只是她舍不得，她追求高度的精神化，每一点注意力，都用来补给自己的精神生活了。她在现实生活中对人并不刻薄，不是因为她宽厚，而是因为她对他们没兴趣。

　　理念有洁癖的人，多半会给人造成错觉。比如托尔斯泰。老托同志太有自省力了，他体内有一个全天候运转的自我监控装置，时时向他反馈个人道德指数的涨跌情况。为了维持道德指数，老托同志非常辛苦，他晚年的文字，几乎通篇是道德说教、宗教救赎。但是他对家人却非常冷淡、人情味稀薄，用他老婆的话说就是，“家里的孩子病了，他都不肯抱一下，然后就穿着袍子跑出去，在铁道旁转来转去，寻找做善事的机会”。

　　高瞻远瞩，常常造成近距离失焦。比如乔治·奥威尔。他在生活中使用的名字是布莱尔，可是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拿去滋养那个叫奥威尔的抽象存在了。重宏观，轻生活，厚此薄彼。那个“把全部的爱都勇敢献给他”的女人，差不多就是在他的眼皮底下，慢慢被病魔咀嚼吞噬的;而他呢，压根就没注意到这件事，因为他正忙着写政治小说呢，实在无暇他顾。死之前，他嘱咐别人不要给他写传记，因为，奥威尔这个名字太重，布莱尔这个名字太轻，他怕別人找不到兼顾调和的落脚点。

　　有时，写出坚硬的文字，是因为作者羞于示弱，或者说是对自己柔软内里的保护和自卫，比如米切尔。人人都以为她就是《飘》中郝思嘉的原型，也是那样不顾来日的泼辣生猛。其实根本不是，《飘》才写到一半，她读到一个九流南方作家写的垃圾文章，立刻觉得自愧不如，几乎封笔。她是一个极度缺乏自信心的人。说起来生物规律就是这样：往往看上去越硬的，骨子里越柔软，比如河蚌;而貌似软体的，多半是最毒的，比如蛇。

　　（山奈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私语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