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40多年前一个炎热的傍晚，大人们都在外面摇着扇子聊天，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流着汗看书，那是我看的第一本科幻小说——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正读得如痴如醉时，书从我手中被拿走了，是父亲拿的。我当时有些紧张，但父亲没说什么，默默地把书还给我。就在我迫不及待地重新进入凡尔纳的世界时，已经走到门口的父亲回头说了一句：“这叫科学幻想小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决定了我一生的名词（“科幻”这个简称则要到十几年后才出现），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惊讶，我一直以为书中的故事是真的！凡尔纳的文笔十分写实。“这里面，都是幻想的？”我问道。

　　“是，但有科学根据。”父亲回答。

　　就是这3句简单的对话，奠定了我以后科幻创作的核心理念。

　　以前，我都是把1999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作为自己科幻创作的开端，到现在有20多年了，其实，我自己的创作历程要再向前推20年。我在1978年写了第一篇科幻小说，是一个描写外星人访问地球的短篇。在结尾，外星人送给主人公一件小礼物，是一小团软软的可以攥在手中的薄膜，外星人说那是一个气球。主人公拿回去后向里面吹气，开始是用嘴吹，后来用打气筒，再后来用大功率鼓风机，最后把这团薄膜吹成了一座比北京还大的宏伟城市。我把稿子投给天津的一份文学刊物，然后如石沉大海没了消息。刘慈欣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我和父亲那3句对话所构成的传统科幻理念已经开始被质疑，然后被抛弃，特别是在后面的那10年中，新的观念大量涌入，中国的科幻创作则像海绵一样吸收着这些观念。我感觉自己是在独自坚守着一片已无人问津的疆土，徘徊在空旷的荒野中，那种孤独感，我至今记忆犹新。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也曾想过曲线救国，写出了像《中国2185》和《超新星纪元》这样的作品，试图用边缘化的科幻赢得发表的机会，但在意识深处仍坚守着那片疆土。后来我放弃了长篇小说的写作，重新开始写短篇，也重新回到自己的科幻理念上来。

　　开始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作品后，我惊喜地发现，原来这片疆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空旷，还有别的人存在，之前没有相遇，只是因为我的呼唤不够执着。后来发现这里的人还不少，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再到后来发现，他们不但在中国，在美国也有很多，大家共同撑起一片科幻的天空，也构成了我科幻创作的后15年。

　　科幻文学在中国有着不寻常的位置，作为一个文学类型，它所得到的理论思考，所受到的深刻研究和分析，所承载的新观念、新思想，都远多于其他类型的文学。新的话题和课题在不断涌现，不断地被研究和讨论，没人比我们更在意理论和理念，没人比我们更恐惧“落后于前卫”。

　　曾经有一位著名作家说过，以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为代表的古典文学，是一块砖一块砖地垒一堵墙;而现代和后现代文学则是一架梯子，一下子就能爬到墙头的高度。

　　这种说法很好地描述了科幻界的心态，我们总想着要超越什么，但忘了有些东西是不能越过的，是必须经历的，就像我们的童年和青春，我们不可能越过这些岁月而直接走向成熟。至少对科幻文学来说，一塊砖一块砖地垒一堵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即使有梯子也没地方架。

　　我后来意识到科幻小说有许多种，也明白科幻小说中可以没有科学，也可以把投向太空和未来的目光转向尘世和现实，甚至只投向自己的内心。每一种科幻都有存在的理由，都可能出现经典之作。

　　但与此同时，那3句对话所构成的核心理念在我心中仍坚如磐石，我依然认为那是科幻文学存在的基础。

　　虽然走了近百年，中国科幻文学至今也是刚启程，但来日方长，时间足够你爱。

　　（清荷夕梦摘自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