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才感觉我是个父亲
失子，两个自己决裂的时刻
郭刚堂的儿子被人贩子抱走后，他曾发动亲友进行过拉网式搜索，但无济于事，于是他骑上摩托车，开始天涯寻亲。就像《失孤》中那样，一辆摩托车，插着印着儿子照片和信息的旗子，一个破旧的黑色挎包里塞满寻人启事，还有两件换洗衣服。再有就是一挂妻子做的印着烙画的葫芦，那是他一路的盘缠。
以山东聊城的家为起点，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几年里，他走遍了每个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一张用旧的中国地图上，郭刚堂用红笔和蓝色箭头密密麻麻地标记着自己的足迹。
郭刚堂喜欢电影中刘德华的特写镜头，布满皱纹和泥垢的脸，黯淡空洞、几近呆滞的眼神，都能诉说出自己十几年经历的艰辛。儿子刚走失的一两年，他有次骑车到河南，兜里只剩一毛五分钱，可他太饿了，就找了一家面馆。看着老板面善，郭刚堂小声问：“您能不能……”后面的话没说出口，郭刚堂就眼泪上涌，扭到一边攥紧拳头捶地。
多年后回忆起那个场景，郭刚堂觉得那是和前半生的自己决裂的时刻。在那之前，他是村子里最有出息的后辈，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一天就能挣上一两百块。他模样不错，自小人缘好，又有一副好嗓子。有次在歌舞团下乡表演时凑热闹，他连唱带跳《冬天里的一把火》，歌舞团老板甚至想挖他过去唱歌。可在儿子走失之后，他的体面，连着他20多岁时的自尊和志向，一起没了踪影。
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
郭刚堂一路乞讨、流浪。为了省钱，他找寺庙、道观借宿;怕跟饭馆老板、街头混混、桥洞里占地盘的流浪汉起冲突误事儿，所有挑衅、嘲笑、刁难他都不去理会;明明笑不出来，他也要硬挤出一张笑脸，求路上的人行个方便。
很多人劝过他，不如重新开始。但即使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郭刚堂依然听不进去。铁哥们儿付成说，郭刚堂出去四五年后，他绕了一个大弯儿说：“也该顾顾家里了。”付成至今仍记得郭刚堂那张脸，从木然到愤怒。妻子张文革从没阻拦过丈夫，她知道自己拦不住。最初几年，她目送丈夫骑摩托车出门，然后在安了电话的邻居家等着电话线那头报平安。有年冬天，郭刚堂在内蒙古，看着地图上镇子和镇子离得挺近，但真骑起来，发现荒野里一处人烟都没有。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手指裂开口子。半夜实在骑不动了，他就躲在一个小土堆后背身休息，困意阵阵袭来，可零下30℃的气温，他知道一旦睡过去人也就没了。他只能在旷野里蹦跶着取暖，挺到天明。
他有没有想过放弃？只有一次，他骑到大别山遇上大雨。山里的大风让雨点加速，石子一般砸在他的头盔上，发出爆炸一样的声音。山路上，摩托车推不动，雨水灌到头盔里顺着头皮往下淌，郭刚堂在心里抱怨：“老天爷，我都已经这样了，这雨就不能停吗？风就不能小点儿吗？”老天爷没听，一股强风把郭刚堂和破摩托车一齐拍在山路上，所幸路一侧有一排一尺多宽的水泥桩，不然掉下去就是悬崖。郭刚堂被卡在水泥桩中间望向悬崖，觉得跳下去也挺好。“不是想放弃郭振，是想放弃自己。”但这时候，歪斜的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里飘着，发出“啪啪”的声响。他幻听了，那声响像是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陪着你呢。”
在电影里，刘德华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彭三源觉得，在无数寻亲故事中选择郭刚堂作为主线，除了十几年骑行寻子的故事具有天然公路片的架构外，在一次次希望与失望交织的过程中，郭刚堂更展现了人性中最坚忍的意志与爱，他是把无形的父爱具象诠释得最充分的人。可郭刚堂说，这些年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在赎罪。只有在路上，他才觉得对得起儿子。
回家的路，一走18年
2011年秋，有志愿者告知郭刚堂，山东蒙阴有个跟郭振年纪相仿的孩子是被拐去的。当地警方提供信息说，这孩子左脚上有一块伤疤——左脚上的伤疤是郭振最明显的特征。
当地警方公布DNA比对结果的当天，郭刚堂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原本说12点电话告知，一直到下午4点，电话铃才响起。全家人屏住呼吸，用力倾听，对方告知的答案是，不符合。
张文革起身，把呆坐在沙发上的郭刚堂抱进怀里，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隔了很久，郭刚堂说了一句：“咱明天还是去一趟吧。万一DNA弄错了呢？”见到孩子的那一刻，郭刚堂想扑上去解孩子的鞋带。那孩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上。这次摔倒让郭刚堂瞬间清醒，他甚至庆幸眼前这个目露仇恨的少年不是他的儿子。临走之前，他拉着张文革给孩子的养母跪下，说谢谢她没有把孩子给养死。
郭刚堂恨买孩子的人，但心里也承认，这些人养大了很多来路不明的孩子，让他们有了家、有饭吃。“也许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家郭振，所以我跪了”。这一跪，似乎是跟骑行岁月的告别。那之后，郭刚堂又去了一次浙江，骑了一万五六千公里，仍是一场空，那是他最后一次长途骑行。《失孤》结尾，刘德华骑着摩托车继续上路，画外音是禅师开导他的话：“他来了，缘聚;他走了，缘散。你找他，缘起;你不找他，缘灭。找到是缘起;找不到是缘尽。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各有其因，各有其缘，多行善业，缘聚自会相见。”
郭刚堂喜欢这个结尾，在很多个借宿禅院的夜晚，同样的话，他听过很多遍。这么多年，通过不断地审视，郭刚堂跟自己说，也许该换个方式了。这一路，郭刚堂目睹了100多起车祸，许多人当场死亡，其中骑摩托车的6起，车主都死掉了。郭刚堂决定，不出去了。
对话郭刚堂：
逼出人性最坏的一面
记者：很多人因为你的故事而感动。
郭刚堂：这些年，很多人说我是个伟大的父亲，把我抬得很高。但我一点也不伟大，我是无奈，也缺乏在磨难后立即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所以才有了那些年的经历。再有，我很怕别人把寻找孩子的过程定义为“温情”，真的不是这样，这个过程无比残酷和现实。温情，只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部分。
记者：有哪些残酷的事？
郭刚堂：电影里那个叫曾帅的孩子最终找到了家人，一家人相拥而泣，这是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梦寐以求的场景。但真实情况是，这种场景很少。我认识一对夫妇，历尽艰辛找到了孩子，怕影响孩子考大学，两口子忍了将近两年不去认孩子。高考结束后，两人在考场外等孩子，接下来大家想应该是个温情的场景吧？但不是，孩子的养父母来了，冲突就起来了，最后这个孩子帮着养父母打亲爹亲妈，这才是现实。
（阿 举摘自《新京报》2015年3月29日，张进刚、韦 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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