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父亲死在佛罗里达湾的一座岛上，那时他和一位女友合住在一套公寓里。

　　在找到女伴后的两年里，他的心脏病每半年大发作一次，像时钟一样准。他每次都安然无恙，除了最后一次。我能听到他这么说：“四次躲过三次，到头来你还是完蛋。”

　　我们兄弟早有这个心理准备。作为职业殡葬人，我们有个装着涂油工具的旅行箱，里面手套、药水、针头一应俱全。到达父亲被送去的殡仪馆，馆里的师傅问我们，真的打算亲自动手，料理自己的父亲？我们告诉他，一切都没问题。他领我们进了殓房。熟悉的瓷饰和瓷砖，明亮的灯光，这个整洁的科学实验室向人们展示，从生到死是何等容易。

　　我们曾多次向父亲保证，等到他过世，儿子们一定亲手为他涂香油，为他穿寿衣，挑一口好棺木让他睡进去，为他写讣告，联系牧师，准备鲜花，安排守灵，举行弥撒和葬礼。我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场合向他这样保证的，或许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尽管他主持过几千次葬礼，却从未提过自己的葬礼要怎么办。每当问及这个问题时，他只说：“到时你们会知道怎么办。”我们确实知道。

　　父亲身体平躺的情形以前自然也见过。常常是在加护病房，为他的冠状动脉做了搭桥手术之后。他躺在那里，一副无助的样子。但从前不是这样。从前他是个大男人，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举着我的弟弟妹妹荡着玩。在我童年时代，父亲像整条街上所有的父亲一样不可战胜。他“某一天会死”这样的观念，在我少年时无异于胡说八道，当我二十多岁时心里慢慢产生了恐惧，到我的三十多岁，那已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等我四十多岁，人到中年，它成了事实。

　　此刻，他直挺挺地躺在涂油台上，耳朵、指尖、下肋、臀部和脚跟呈现出注射防腐剂后的蓝色。我注视着他，心里想，“这就是我父亲死后将会出现的模样”。很快，如同一扇门在你身后砰然关上，时态一下子变成了无从逃避的现在：“这就是我父亲，死了。”我和弟弟擁抱在一起，失声痛哭，为我们自己，也为在密歇根家中的其他弟妹。然后我吻了父亲的前额，他尚未成为“一具躯壳”。接着，我们按照父亲当年教的方法，一步一步开始工作。

　　父亲大概是在一次冬季会议期间开始思考他的职业的意义的。他总是对我们说，在南北战争时期，为死者涂抹防腐油是礼节之所必需。无数人死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地方，绝大多数是男人，是士兵。收尸人在紧挨战场的帐篷里，力尽所能为阵亡将士的尸体消毒、防腐、整合，合上死者之口，缝合身上弹洞，将残肢断体拼接起来，好把他们送回家，交还给他的父母妻儿。花费这么多功夫，花费这么多钱，全是基于一个观念：死者需要一个体面的葬礼，或者更准确地说，活着的人更需要他们，在一番仪式之后将他们埋葬或火化，在上帝或其他神明面前予他们以赞颂。父亲说，死者的遗体之于葬礼，就像婚礼中的新娘、施洗时的新生儿，是必不可少的主角。

　　退回到一九六三年，记得父亲曾说，举行葬礼，打开灵柩，让吊唁者瞻仰死者的遗容，目的是让我们直面“死的现实”。安葬死者经过那么多程序，就是要表明，他们曾经生活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别于一块石头、一棵杜鹃花，或一只猩猩，他们的生活值得叙说和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