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然而，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如何處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和品格的不同。

　　曾、李之间的冲突，也从李鸿章独当一面开始。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曾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黄翼升借给他用，还特意把自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作为“赠嫁之资”。李鸿章对曾国藩确实感激涕零，多次在信中表示“实感师门与沅丈厚赐”。

　　然而时间一长，建功立业的雄心也使他试图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只是在给左宗棠的信中隐讳地叹息说：“吾弟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于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威胁，李鸿章仍不为所动。曾国藩无计可施，只好作罢。两次索将之争，都以曾国藩的退让结束。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一贯风格：在与人交往中，习惯采取守势，不到迫不得已，不会选择决裂。这也是他始终能团结众人，使湘军集团整体上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忘恩负义，此时的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但是与沈葆桢、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有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左。

　　所谓合作，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不可能总是单方面的，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的合作中，也不全是得利一方。在关键时刻，他也能做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

　　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然而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的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

　　李鸿章能深深体会曾国藩的难处。收到曾的信件后，他决定竭尽全力优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谢之辞。知道退一步，顾全大局，这是李与沈、左的最大不同。

　　至于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曾国荃为了争得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孤军挺进南京城下。然而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南京还是没有攻下。

　　清廷等得着急，命李鸿章会攻。李鸿章当然知道曾国荃不愿与他人分享这一“首功”。所以他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拖延会攻金陵达数月之久，使曾国荃顺利攻占金陵。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同时派出他的三位得意部下出任方面：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李鸿章任江苏巡抚。这三人都属破格委任，曾国藩皆寄予厚望。然而三人表现截然不同。左宗棠和沈葆桢在权力范围与曾国藩产生重叠后，都很快因地方利益与曾国藩发生冲突，直至决裂。只有李鸿章，与曾国藩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合作互谅大于利益冲突，从来没有撕破过脸。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都懂得有进有退。经过全面考察，曾国藩决定抽身退步，将衣钵传给李鸿章，把李鸿章推到了大清王朝最有权势的位置上。李鸿章则“终生事曾国藩如严父”，晚年言必称“我老师”如何如何。

　　（云谁之思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曾国藩传》一书，李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