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我的心儿总是向小鸟儿敞开，

　　它们是生活的秘密。

　　无论它们唱什么，都比知识更美妙，

　　倘若听不到它们的歌声，人们便已衰老。

　　愿我的心灵在饥饿、无畏、干渴和柔韧的四周游荡。

　　哪怕是星期天，也但愿我弄错了，

　　因为人们一旦明辨对错，便不再年轻。

　　愿我不要干任何有用的事，

　　且爱着你，比真爱还多几分。

　　还从未有这样的傻瓜，能够抗拒晴天扑面的一抹微笑。

　　（梁衍军摘）

　　三十年前有一个小村，让人记忆深刻：小村里的很多孩子都有古怪有趣的名字。比如说有一家生了一个女孩，伸手揪一揪，皮肤很紧，就取名为“紧皮儿”;还有一家生了个男孩，脸膛窄窄的，笑起来嘎嘎响，家里人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嘎嘎”;另有一家的孩子眼睛很大，而且眼角吊着，就被唤作“老虎眼”;小村西北角的一对夫妇比较矮，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高一些，就给他取名“爱长”。

　　三十年后的小村怎样了？不出所料，电视之类一应俱全，家家户户无一例外地热闹起来。满街的孩子找不到一个古怪有趣的名字——所有名字都差不多。好像取名时相互都商量过了，本村和邻村都有重名的：如果一个名字好听，别人很快也会取一个类似的。不仅这样，当年的“紧皮儿”“爱长”“嘎嘎”“老虎眼”们，也不喜欢别人叫他们原来的名字。显然，他们为此而感到羞愧。

　　这就是网络时代。世界变小且空前拥挤——每个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角落。原来属于个人的空间给填平了，大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被扼杀了，以至于失去了自由命名的能力——不仅是对自己的孩子，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一样：没有这个能力了。

　　他们过去有更多的想象自由，能够从爱好和心情出发，叫出一串“紧皮儿”“嘎嘎”之类的词语。这个能力既自然又强大，这种能力正是小村给他们的。当时他们可以依照自己的主意去行动和思考，现在则不同，他们不得不与各种思想达成妥协。想想看，每天有多少信息、观念，伴着流行音乐和俗艳的形象往小村人的脑子里硬灌——他们有什么办法保护自己？

　　小村人是这样，可城市人又比小村人高明到哪里？于是，最后只有极少数人留住了自己的一点能力——为这个世界命名的能力。其奥秘在哪儿？无非就是竭力为自己保留一个角落。过去讲一个人要拥有一片土地，现在不行了，现代人不可以有这样的奢望——现代人能拥有一个角落就很不错了。

　　实际上，我们在现代世界里的退避才开始。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且回到自己的角落吧，无论它多么窄小。

　　但人毕竟是强大的，哪怕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地方，都有可能展开自己的想象，恢复一种能力。这个角落既是实指又是虚指：人的精神要有一个角落，我们要在那里安放。的确，一个人要想稍稍像样地度过一生，就得这样。许多人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空间来让自己安静，结果失败了。

　　有一个了不起的学者说过一句话真是好极了。这句话非常朴素，但是会让我们一生受用。他说：“我每一次到人多的地方去，回来以后，都觉得自己大不如前了。”

　　想想看，我们这些年里凑了多少热闹，周旋于多少场合——回忆一下归来时的心情，真的很糟。喧嚣之声让我们如此紊乱，状态极差——我们常常需要一个星期的安静，才能稍稍恢复到出门之前的样子。

　　人这一生除了迁就庸常，古往今来最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趋炎附势。作家也不例外。但于作家而言，这就是致命伤了。所以作家一生都要像警惕疾病一样，警惕自己犯趋炎附势的毛病。

　　我经常在海边散步，那里最多的是海鸥，它们一群群喧闹鸣叫。海鸥千里跋涉、海阔天空，飞得很高，有时又能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海边的林子里还有另一种动物，那就是刺猬。我经常看到刺猬，它们走得很慢，想躲都躲不掉。它一挪一挪地走，你走近一碰，它就蜷成球了。我常常想：作家大致也可以分成海鷗和刺猬两种类型。我们会做哪一种？刺猬比较安静，活动半径小，而且始终有自己的一个角落，在那儿一挪一挪地走，只吃很少的食物，所需甚少。

　　有一类作家就像刺猬，一生都在安静的、偏僻的角落里，活动范围不大。他们也的确所需甚少。一般而言，刺猬并没有什么侵犯性，若有什么碰了它，惹了它，它也不过是蜷成一个刺球而已。可刺猬唯独怕一种东西，那就是黄鼠狼。近来由于生态失衡，林子里的黄鼠狼多了一些。黄鼠狼常常释放一种恶臭的气体——这让刺猬最不能忍受，于是它会厌恶地走开——它展开刺球时，柔软的腹部就会露出，这就容易使它受到伤害。

　　所以说，在角落里，刺猬是自由的;它所要提防的只是黄鼠狼。

　　（许亚军摘，韦尔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