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中，韩国曝出“N号房”事件。“房”指的是社交网络中私密的聊天室。在一款主打私人交流的社交软件聊天室内，女性的受害影像如普通娱乐节目一样被传播赏玩。内容包括侮辱、虐待和性侵，甚至还有侵害全程的直播。截至发稿时，已知受害者74人，其中16人未成年，年龄最小的一位11岁，还在上小学。

　　26万“会员”账号观看了她们的痛苦。涉案的聊天室，最早的8个创立于2018年。被警方抓捕的运营者之一利用找工作等理由诱骗受害者，用黑客链接获取信息，再一步一步胁迫。聊天室仅对“会员”开放，登记制度森严，进入更高一级别的“房间”要向管理者支付费用。

　　“进入房间的都是谋杀犯。”一张海报在韩国互联网广泛传播。超过430万人在韩国青瓦台网站请愿，要求公开每一位会员的面容和身份信息。

　　这么大规模的对公开私人信息的要求在互联网历史上实属罕见。这项请愿遭遇了不小的争议，反对者认为，单纯的付费观看者不该承受曝光带来的压力，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有大好人生”。

　　这实在是可以将人气笑的说辞。那些被侵害的女性呢，她们的大好人生怎么办？

　　背后的思路眼熟得让我胆寒。韩国小说《1982年生的金智英》里，勇敢的女生抓住校园中的猥亵犯，却被校领导高高拿起轻轻放下，理由是不要毁了对方的人生。

　　在一些案例中，受害者的痛苦和耻辱、侵害发生后漫长的自我怀疑和斗争，不过是加害者光洁履历上的一个烦人污点，抹去比较好。这种轻慢与性别无关，与权力结构有关。我遇见过时间精力备受导师压榨的博士生、碍于伦理被亲戚反复索取财物的农村青年，他们的反抗可能被同一句话消解：不要毁了人家的人生。

　　这种恶，不限于国土和人种。隔着海洋，身为女性的我无法放松下来。我们与她们对抗着相同的恐惧。

　　这种恐惧，使技术时代显露出阴暗一面。2019年5月，一群去黄山写生的艺术生在酒店浴室发现了针孔摄像头；高考刚过，一名高中毕业生被胁迫成为“福利姬”——网络软色情的消费对象；7月，一名程序员宣布上线“原谅宝”，这个缺乏数据库和运算能力支持的应用软件吸引用户上传普通女性照片和身份信息，而当事人并不知情；11月，一名普通职员在公司聚会中醉酒，被同事侵害，视频上传。

　　这种恐惧笼罩了我们很久。在深夜打车时，我会紧张地盯着后视镜里司机的脸。入住酒店后，我关上灯打开手机排查房间内可能存在的偷拍摄像头。我30岁了，有一次下班晚了手机没电，父母急得快在千里之外哭出来。这种恐惧如此深重，再独立，再富裕，受过再多的教育都无法摆脱。“N号房”事件后，成名多年的韩国女明星与普通高中的女学生发出一样的感慨：我觉得害怕。

　　恐惧的源头是模糊的。

　　女性体力上的劣势让我们容易沦为受害者，生理上的特质也让我们在受到侵害后承受更多代价。

　　最令人感到窒息的，是羞耻感，根植于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让受害看起来像一种罪名。实际上，“N号房”管理者能一步步胁迫受害女性，就是掌握了私密照片或视频，叫嚣着：你想身败名裂吗？

　　很多男性难以理解这种恐惧，他们好像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当女孩在受训自保时，同龄的小男孩正在被鼓励冒险。在经济文化领域，男性也占据着更多有话语权的位置，不熟悉弱势一方正面对怎样的压力。

　　结构的不平衡和社会心理的不协调几番折射，在性别间拉出鸿沟。韩国有约2500万名男性公民，26万会员意味着每100名男性中就至少有一位。这让一些韩国女性在网络中表示，对整个异性群体失望。要求公开全部会员身份的请愿，也被一些男性视作对自己性别的攻击。在中国，对这个事件的讨论成为不少女性的“恐男”警钟，也被一些男性看作某種“挑动性别对立”的威胁。

　　当人们的怒火越燃越旺时，寻求“N号房”资源的搜索也在中国和韩国互联网上悄然热了起来。像此前的无数起网络色情案件一样，处理越来越多的房间管理者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是面向人性中最龌龊、最黑暗一面的永恒战斗，它不是女性与男性的争斗，不是任何一个群体单打独斗就能胜利的。

　　我相信，“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是罪犯编造出来的托词，是对全体男性的侮辱。我相信，绝大部分男性是无辜的，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可遗憾的也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做什么。一些人观望着女性的挣扎，感觉不到与自己的关联。男性需要加入对女性胁迫性犯罪的斗争中来。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母亲、姐妹和女儿。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帮助塑造一个自己也要生存其中的世界。

　　眼下，韩国民众为了获得世界网友的支持，不断将案情进展翻译成英语，发布在推特上。人类要联合起来，对我们之中的渣滓宣战，将他们暴露在阳光下。让他们成为羞耻的一方，让这耻感在社会文化中扎根，增加犯罪的成本，直至没有任何一个罪恶的房间有胆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