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远的距离
就好像，1953年9月的某一天，蒋碧微得知，徐悲鸿直到去世，身边还珍藏着早年与她同在巴黎买的怀表。
就好像，1968年4月，蒋碧微在台北的医院里，望着病榻上双眼微张、不能言语、即将离世的张道藩。
1917年，22岁的徐悲鸿对18岁的蒋棠珍一见钟情。由于早年曾与她的伯父和姐夫同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徐悲鸿不仅是蒋家常客，而且深得她父母的喜爱。
有一天，徐悲鸿托朋友朱了洲悄悄传话，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出国。从未与任何男子单独会过面的蒋棠珍，居然答应了。她把一封信留在母亲的针线筐里，把13岁就已确定的婚约抛在脑后，毅然决然地跟着这个她并不了解的男子远走东京。她在回忆录中说：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面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刻着‘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私奔之后，宜兴名门望族蒋家无奈地搞了场“行为艺术”，宣称蒋棠珍因病身故，然后是哭灵、出殡，棺材里放满了石头。从此，蒋棠珍这个名字与石头一起被掩埋，蒋碧微的人生之幕徐徐开启。
当年的徐悲鸿与蒋碧微，一个年少俊逸、才华初显，一个热烈浪漫、青春洋溢，从东京到巴黎他们彼此依偎，光景温软得如同他为她画的那些画儿。
《琴课》里，她身穿旗袍，身姿婀娜，握着小提琴的手指纤细灵动，隔着近百年的时空依然可以感受到，笔墨落在画布上的一瞬间，饱蘸了无限的爱意。只有深爱一个人，才能让她在画中如此静美、优雅，独具光华。
《箫声》里，她唇角微扬，眼眸清亮如秋水，手指蝴蝶样地翻飞，箫声婉转，呼之欲出，娴雅沉静的画面下，有情感的河水缓慢而深邃地流淌。还有《凭桌》《裸裎》《慵》《静读》《传真》，单从这些画，就能读出当年他对她的深情。
只是，美好终究有限。
当清寒皆成往事，繁华即在眼前时，两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
1927年回国后，徐悲鸿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在画坛声名鹊起，子女也相继出世。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牵头，为他在南京修建华美的傅厚岗公馆。
蒋碧微热爱社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太太客厅式的觥筹交错让她怡然自得。此时创作力旺盛的徐悲鸿却将心力完全用在艺术上。她不满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冷漠，他反感她强势与挑剔的虚荣，裂痕一天天加深。
1930年，徐悲鸿爱上学生孙多慈。孙多慈赠予红豆，他镶金做成戒指，镌上“慈悲”二字。仅仅十年，他手上的戒指便从“碧微”换作“慈悲”，怎能不让她碍眼堵心？她立马横刀捍卫婚姻，不仅拔掉了孙多慈赠送的用来装点傅厚岗公馆花园的枫树苗，而且写信给相关负责人，让孙多慈公费留学的机会泡汤。
徐悲鸿愤然将公馆命名为“危巢”，将画室命名为“无枫堂”，远避桂林。
徐悲鸿刊登启事：“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18岁起与他一同漂泊天涯、抚育子女的甘苦被一笔勾销，曾经甜蜜温软的时光变成了“同居”，她勃然大怒。敢于私奔的女子，都有几分果断泼辣、不计后果的天性，她从此与他恩断义绝，势不两立。
她把“分居启事”镶在玻璃镜框里，赫然放在客厅迎门的书架上，命名为“碧微座右铭”。
他给她父亲蒋梅笙的葬礼送的奠仪被一概退回。
她对与孙多慈分手、试图与她修好的他说：“今天你要是自己醒悟，因为割舍不下对我和孩子的感情而要求回来，那还可以考虑；如果是因为孙多慈也不要你，你退而求其次回来，那是绝无可能的。”
在这样的强势下，复合了然无望，波光潋滟的旧时光到底遮不住现实的局促。
离婚时，她再次展现了得理不饶人的胡搅蛮缠，向他索要现金100万元、古画40幅、他本人的作品100幅，此外，他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给她作为儿女的抚养费。
心怀对她的愧疚和对巴黎生活的感念，他夜以继日地作画以满足她过分的要求。不料，她又提出，先前支付的20万元已花完，要再给100万元和100幅画，此外每月给子女两万元抚养费。
而月薪不过两万元的他再次答应了她的所有要求。1945年，两人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他还将那幅《琴课》带去送给她，他知道她喜欢那幅画。
28年最好的时光从此成了前尘往事。
当年的她，必然是黑白分明、爱憎了然，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美狄亚一般充满被辜负的愤懑和报复而后快的凶悍。
而经年打磨，她到老年后发现，原来这一生她不曾用过其他任何人一块钱，也没有向任何人借过钱，都是依靠离婚时“徐先生”给她的画换钱为生的。原来她视为生命的尊严和骄傲，都是那个“负心人”提供的。她的心里是否会有一丝自省的后悔？
进退相隔不过是分寸的把握，人生苦短不过在迂回之间。
这些，以她的聪明，她迟早会明白——假如没有张道藩。
与蒋碧微同时代的女子，有过如此浓烈、炽热情感经历的不在少数。只是因为徐悲鸿和张道藩的巨大光环，她不期然地成了民国两件最出名情事的女主角。婚姻中的蒋碧微，向徐悲鸿展现了人性中毫无顾忌的一面：强悍、任性、虚荣、计较；婚姻外的蒋碧微，却留给张道藩一个女子力所能及的美好：聪明、优雅、温柔、得体。
和徐悲鸿的刚直耿介相比，张道藩既有画家、文人的浪漫多情，又有职业政客的世故圆滑。他和蒋碧微初见于1922年。在巴黎期间，谢寿康、刘纪文、邵洵美等留学生成立了“天狗会”，彼此以兄弟相称，徐悲鸿是二哥，张道藩是三弟。1926年，三弟从佛罗伦萨给二嫂寄了第一封信：
“你不必问她是谁，也无须想她是谁，如果你对我的问题有兴趣，请你加以思考，并且请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里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她会怎么样？假如我直接去问她：‘我爱你，你爱我不爱？’她又会如何回答我？”
在巴黎心情复杂地与法国姑娘苏珊刚刚订婚的三弟，并没有获得二嫂的热烈回应。直到1937年，南京被日军轰炸，二嫂婚姻失据，才有了这段“天地间最伟大的爱情”（张道藩语）。
从1937年到1949年，两人以“振宗”和“雪”为笔名，情书纷飞。那两千多封通信，在不相关的人看来，有无病呻吟的相思，有情到深处的絮叨，有事无巨细的烦琐，有只宜私语的肉麻。
张道藩趁蒋碧微父亲七十大寿，送了厚重礼金，蒋碧微当即退还，说：“幸君谅吾苦衷，纳回成命，庶几爱吾更深矣。”多么懂事明理，哪里还是那个为了要钱跟徐悲鸿大闹的蒋碧微。
1942年，客居新加坡三年的徐悲鸿回到国内，蒋碧微十分尴尬，作为徐悲鸿的妻子，她无法拒绝丈夫返家，但她已成了张道藩的情妇。她写信给张道藩，倾诉矛盾，张道藩提出四条出路：一、离婚结婚（双方各自离婚后再公开结合）；二、逃避求生（放弃一切，双双逃向远方）；三、忍痛重圆（忍痛割爱，做精神上的恋人）；四、保存自由（与徐悲鸿离婚，暗地做张道藩的情人）。蒋碧微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两人深度纠缠30多年，在台湾同居十年，张道藩始终没给她妻子的名分。张道藩当时官至台湾“立法院长”，妻子苏珊到蒋介石官邸告状，要求主持公道，不然就向新闻界尤其是西方记者抖落一切。
是要一个美人迟暮的蒋碧微，还是要名誉、地位、前途？张道藩纵然纠结，却依旧清醒。比起视感情大过天的徐悲鸿，他的政客本质表露无遗。
蒋碧微的失落可想而知。30年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像是一场梦。
蒋碧微依旧硬朗好强，毫不嘴软地总结：“基于种种的因素，我决计促成他的家庭团圆。”
与他分手六年后，她完成了50万字的回忆录，上篇《我与悲鸿》，下篇《我与道藩》，1966年在台湾出版，至今仍轰动遐迩。
两岸相隔，她与子女音讯难通，暮年独居近20年，寂然离世。
就像一个反讽，自尊到强悍的蒋碧微，人生的两段感情都没有名分。
她这一生，似乎始终没有掌握好生活的力道——于不该时，用力过猛；于坚持时，绵软无力。
对于一个女子，或许最远的距离，就在进退之间。
（清荷夕梦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灵魂有香气的女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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