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之下 培训机构的老师去哪了

“双减”巨浪席卷而来，面临失业的教培行业从业者们不得不开始自救。

这个暑假，教培行业的年轻人迷茫了。

在过去几年里，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去教培机构当老师”曾是无数高学历应届生的“保底”选项。一方面是因为这份工作体面、薪资高、时间灵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升学系统之下，全国教培行业巨大的人才需求。

新东方、学而思等大型培训机构海量招聘应届生，教培机构成为无数年轻人职业生涯的起点。2021年8月17日，北京市召开的“双减”发布会上，人社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教培机构的员工，有90%的人年龄在35岁以下，超过80%的人学历是本科及以上。

但从去年起，教培从业者们不得不面临业界震动：疫情让许多辅导机构受到冲击，多地的线下补课班被迫关停。但线上教育仍留有生机，甚至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当人们以为在线教育代表着未来趋势时，今年7月24日，“双减”政策的正式落地，让这个行业彻底迎来了“寒冬”。

年轻的从业者们也终于意识到，这个时代，没有想象之中的“稳定职业”。每个行业都有一夜之间成为“夕阳”的可能，而作为普通个体，所能做的只有随时做好准备。

从“朝阳”到“夕阳”

2016年，淼淼毕业于北京一所大学的师范专业。毕业前夕，她分别在几家公立学校实习，这一轮实习结束后，她彻底放弃了进入公立学校的想法。

公立学校的很多“传统”令她难以接受：评职称要论资排辈；除了教学，还要做很多杂七杂八的工作；每次领导检查，老师们都要上漂亮的“展示课”，但平时的课却根本不这样上……

屡屡失望后，淼淼决定去培训机构试试。最终，她成功通过了北京某机构的面试。入职的第一年，她最大的感受是累：有大半年时间都在培训、考核，开始带课后，每周都有教研、检测……但淼淼觉得很快乐，她可以专注于给孩子们讲课，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上下级关系。

和顺利进入大机构的名校毕业生不同，张岚只有专科学历。2016年毕业后，她好不容易进入一家公立学校做代课老师，月工资只有1300元。这份工作她做了一年，算是为自己在这个行业中积累了一些经验。随后，她进入邯郸本地的一家课外辅导机构，负责教授中小学语文。

张岚入职的第一年，这家机构位于一栋两层的小楼，一楼负责接待，二楼是教室。但那也是教培机构最火爆的一年，每个教室的学生都多到坐不下。市场的繁荣直接体现在张岚的工资上。她的底薪为1200元，主要收入来自课时费，工作第二年，她的月工资已经过万元，寒暑假时更达到15000元以上，在邯郸算高收入了。

在同一届高中同学中，张岚成为第一个月薪过万元的人。

从业者们见证了教培行业的蒸蒸日上。张岚工作的前两年，她所在的培训机构从两层小楼发展为三个分校区，业务从小学扩大到初中、高中，后来还有了中考、高考前的“全托班”：专门针对想在最后几个月冲刺的学生，他们往往学习不太好，或者是想短期内提高文化课成绩的艺术生。

从4月开始，他们离开公立学校，到机构里集中上课，吃住都在那里。两个多月的时间，费用是3万元以上。

更多的繁荣体现在和大型培训机构相关的各种数字里：2010年年初，好未来市值超过550亿美元，全职员工超过7万人；2017年到2020年，高途课堂从最初的7个员工发展为1.3万多人；有报道称，一名名校毕业生加入教培行业，年薪60万元起。

就像一种循环，在竞争激烈的应试教育体系里，年轻人努力读书，奋力考上名校；之后又回流到这个系统，成为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2020年，疫情给教培行业带来了第一波冲击。像张岚所在的小型机构受到很大的影响，课程比过去少了很多；而更多小型机构被迫关停。

淼淼所在的大机构则迅速将线下课程转为线上，尽管她觉得线上授课会影响教学效果，但线上形式使得课程可以继续，甚至可以扩大班型，让更多人足不出户上课。

淼淼也觉得，或许在线教育将是教培行业的下一个风口。但今年4、5月，她身边开始有人议论“双减”的风声；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从业者们开始慌了。

当失业突然来临

瑞宁2020年入职北京海淀区一家小型培训机构。她毕业于一所211大学的英语专业，第一份工作是空姐，两年后，她觉得工作环境过于压抑，经常昼夜颠倒的作息对身体也不好，便决定转行。因为本科专业是英语，她很快在朋友的介绍下当上了英语培训老师。

但不巧，赶上了疫情，一入行，她就感受到这个行业不稳定的处境——线下课程随时会被突如其来的检查打断。北京对线下课程的检查十分严格，海淀区曾经火爆的线下培训地点都被贴上了封条。

瑞宁所在的机构只好偷偷上课，每次都把大门锁上，营造出关门的假象，其实楼上还在上课。“因为家长们都挺想上课的。有的大机构不敢开，但是我们小机构能开，他们就觉得只要孩子能上课，怎么都行。”瑞宁说。她也意识到，偷偷上课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双减”正式落地，实施速度超过了大家的预料。

先是几个大培训机构的股价大跌，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裁员。高途、好未来、字节跳动都先后公布了裁员决定。

通知没有任何预警。8月初的一天，淼淼看到工作群里有同事说，自己收到了教务人员的消息，小学低段组决定停课。过了一个小时，另一个同事说，接到了HR的电话，该组的老师要全部裁掉。十分钟后，电话打到了淼淼这里，对方说了一些漂亮话，最后告诉她：“明天尽快来办离职吧。”

尽管很多机构按照规定给予被裁员工N+1的薪资补偿，但很多人无法接受突然来临的失业。

淼淼本来觉得，自己可以充满信心地做下一步打算，但离职后的第二天，她发现情绪瞬间就提不起来了。之前她常常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睡觉，现在有时间了，却焦虑得睡不着。她在手机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明天就要周一了，我却没有班可以上，从来没觉得上班是那么幸福的一件事。”

瑞宁所在的机构没有裁员。尽管现实情况是机构总是交不上房租，安排的课程越来越少，但老板依然在群里告知大家，上课没有问题，下学期还是可以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瑞宁觉得不靠谱，便主动辞职了。

火速辞职后，瑞宁没想好自己还能进入什么行业，空姐是不可能再做了，新的领域又不景气。在此之前，她的职业规划是先在这家机构待几年，积累一些经验后再跳槽到头部培训机构。但显然，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

瑞宁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因为过于焦虑又回到了北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每天她刷著求职软件，熬夜到很晚才能睡着。

与此同时，有些人依然怀着一丝希望，等著看大机构会有什么新动作。但他们等来的却是越来越不“乐观”的消息：8月15日，学而思北京校区全面停课；新东方也陆续对之前报名的课程开始了“无条件按比例退课”。

宇宙的尽头是考编？

当不稳定因素来临，很多人产生了对体制内“稳定”的向往。据推测，今年可能会成为有史以来考编人数最多的一年。

“可是考编制哪有那么容易呢？”瑞宁说。她不是没想过考编制，但一想到激烈的竞争和漫长的准备时间，她就打退堂鼓。和她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现实情况是，能顺利“上岸”的人少之又少。

张岚还没辞职，但她也在思考自己未来还能不能当老师，学历不占优势的她无法考公立学校。她听朋友说，可以考虑学一些育儿技能，做带早教的高端育儿嫂，和家政公司签约。

但她后来一想，育儿嫂大部分是年纪较大的女性，不无道理：谁会愿意让年轻、好看的女生去家里带孩子呢？

也有人把目光转向各个互联网大厂的企业内部培训领域。小苏在一周内面试了字节跳动、腾讯和美团的相关岗位，最后拿到了一个offer。尽管薪资水平他不是特别满意，但他还是高兴自己可以顺利转行。

有人依然对更大范围内的教育领域怀着希望。新东方在北京、杭州等地设立了“素质教育成长中心”，教授内容包括艺术、人文、体育，以及父母培训。

但随着政策变得越来越详细、具体，这也意味着，即使在非K12的教培领域，留给从业者的道路也越来越窄了：8月17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

发布会上，有关人员明确说明，将不再审批通过新的教培机构，原本的机构也将重新审批。随后又有消息传出，线上直播服务商不得对学科类培训提供直播服务。

有关部门试图给这些年轻人一些帮助，发布会上提到，市区两级公共服务机构将为教培人员提供1.03万个专项岗位，包括教学教辅类、技术支持类、运营职能类和市场销售类。

因为受不了失业的焦虑，淼淼找了一家小公司做运营，打算先干一段时间，同时再投简历。入职新公司的第一天，办公室里的人很少，且年纪都比她大，气氛安静得让她坐不住。她想念过去一起上班、充满活力的同龄人，也想念戴着麦克风、站在教室里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