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重建启示录
在罢黜了思维保守的塞纳大省省长让·雅克·伯格后，拿破仑三世把乔治-欧仁·奥斯曼推上了省长宝座，也正式拉开了巴黎重建的大幕。让我们把镜头切回19世纪中期的巴黎，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感觉那么熟悉：帝国走上工业化快车道，城市高速发展，与之相随的必然是大都市人满为患、城市环境恶化，以及新城市公共设施的供不应求——这不就是中国大城市普遍在经历的发展阵痛期吗？
19世纪中期的巴黎，早已感受到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喜与忧：公共空间的宽与窄，新旧建筑的存与废。奥斯曼头疼过、纠结过，也武断过、粗暴处理过。好在曾经的巴黎城建风险早已“平稳着陆”，望着蒙马特高地的街头艺术表演、里沃利大街供人休憩的木椅，以及在圣米歇尔广场歇脚待喂的白鸽，我们也应该说出发自心底的那句话：对于城市的重建，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拓宽道路、修建高楼，还要更舒服、更自由的城市公共空间。
如果周末去蒙马特高地，会看到流浪歌手用吉他弹唱民谣、黑人少年在高地顶峰的颠球表演，以及围绕在红磨坊和艺术集群周围的街头素描摊子。圣心教堂的高耸下道，总会有和着节拍而起的舞蹈等卖艺表演。运气好的话，周六晚上还可以在草坪上看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电影。所有人或躺着，或靠着，横七竖八地在这片公共领域享受周末的欢愉。你想待到多晚都行，难怪诗人于坚称巴黎为“一座热爱生活的城市”。
像蒙马特高地这样的公共空间，在巴黎几乎随处可见；而在中国，似乎不可想象。如果说香榭丽舍大街的林荫大道、蒙马特高地的艺术表演领地，以及协和广场通向杜勒丽公园的步行慢道等共同构成了如今巴黎的城市休闲空间，那么中国的大都市，也许只能祭出被广场舞大妈攻占的小场地与之较量了。与巴黎人的休闲漫步、随性表演和惬意观影相比，北京人、上海人和广州人必须在超弯儿、闲逛和暴走期间，小心地绕开身边来往的车辆。同时，夜间弹唱和街头表演，也会在晚上10点之后，被一群身着制服，职责为“管理城市”的人赶走。
“只有城市，没有生活”，于坚的这句评价，似乎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极为逼仄的公共生活空间，在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进程中似乎难以避免。你想去跑步，得留心那些离你身体不到半米的飞驰的汽车；你想踏青，一块“芳草青青，脚下留情”的木牌让你无从踏足；你想挎着吉他去江边卖唱，城管说，卖唱可以，但要早晚限时；你想去广场喂鸽子，但已无处可喂：广场被中老年人群的“最炫民族风”音乐所占据，鸽子则难觅踪迹……
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曾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内涵进行解读：现代城市中，汽车和快速路的出现虽然缩短了时空距离，但同时也将城市空间分割成零碎的片断；道路的通行能力被摆在第一位，广场甚至成为“露天车库”。的确，对于城市而言，真正的公共空间应该由步行、购物、休闲、交谈、观景这些多元行为来填充，而不是步行让位于行车、行人迁就车辆。
城市的街头风貌，最能体现规划者的主观意志。拿破仑三世建立第二帝国时，亟须为这个王朝树立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城市形象。早年在英国的流放，让他见识到了伦敦城建的实用和讲究卫生的风格，于是他喊出类似“建有特色的巴黎城市景观”的口号，“让拥挤的缺乏光明和空气的邻居更健康，让仁慈的光芒穿透我们的每一堵墙”。
获得他全力支持的奥斯曼公爵，以“重修心脏”为目标，对巴黎进行了重建。这位新任的塞纳大省省长格外重视街道水平线的连续性，试图营造一种巴黎专属的城市景观，在里沃利街道两侧种植高大的乔木，使之成为林荫大道。人类学家大卫·哈维在《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曾给予供行人徜徉的林荫大道高度评价：“大道就像诗一样，巴黎主要就是借由这些大道展现在世人面前的。”
奥斯曼自诩“艺术破坏家”。旧城改造的需要，再加上其固执傲慢的性格，让他毫不妥协地拆掉了巴黎城区内近六成的建筑。虽说如此，他对公共领域积极开拓的贡献，却不容置疑。以香榭丽舍大街为核心的改造计划，将城市景观空间拓展至一个新的高度：香榭丽舍大街的两端，分别是凯旋门与协和广场的方尖碑。围绕着这个核心区域展开的，依次是广场、喷泉、雕塑、桥梁、纪念碑、公园、绿地、艺术宫殿和剧院，分别满足了都市人由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的休闲、娱乐、纪念和观景的多重需要。以此为契机，奥斯曼在巴黎全城展开了公共空间探索。前文提到的蒙马特高地，19世纪前甚至不属于巴黎城区，但奥斯曼的坚持，让这片曾经容纳毕加索、布拉克、阿波利奈尔的艺术区域得以成为巴黎市的一个区。如今，蒙马特高地的室外空间，是巴黎包容城市文化的一个缩影。
奥斯曼还提出过“街道公共家具”的概念。喷泉、座椅、护栏、海报亭，这些细微事物构成一个室外的活动空间，在这里可动可静，可行走可停歇。也许在奥斯曼眼里，巴黎无数家庭都有室内的小家，而室外的空间，才是城市真正的“大家”。
（何 如摘自《新周刊》2015年第18期，刘 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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