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文化解读

有人曾在读了海子的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后，突然问道：“为什么姐姐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结构里有那么重要的位置？”

这是一个好问题。

确实，除了母亲、父亲，姐姐是最常出现在抒情类文艺作品中的家庭成员了。弟弟一般不会被作为抒情对象，而哥哥、妹妹一旦作为抒情对象，往往已是恋人的代称。

在平辈亲属中，只有姐姐能在角色的原始意义上成为最自然的抒情对象，这揭示着，“姐姐”这个词，在心理上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

“姐姐”的现代性

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暗示着，好的歌手应该同时是一个诗人。中国摇滚歌手张楚，也是一个这样的诗人。20世纪80年代，他的那首《姐姐》就是一首好诗。歌词中，他写道：“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

在这里，姐姐其实更像一位母亲，这种身份的贯通性，更容易引起共鸣。

歌里还有别的词：“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

毫无疑问，在这首歌里，“姐姐”是与“爹”相对的角色，前者温暖、亲和、可以依靠，而后者暴戾、强权、不负责任。这是两种相反的力量，而且正在此消彼长。

好的诗人，其作品一定是在表面的文字背后有更大的世界。在一个变革正在发生的时代里，父权衰落，家庭成员心中一些被压制的感情在迅速释放。

这非常重要，“姐姐”自此公开成为渺小个人安全感的寄托对象。“姐姐”的精神位置，其实是一个现代问题。

传统社会里，姐姐的行为模式、感情承载与现在是基本一致的，但因为地位太低，男性不会将之作为传世作品的感情抒发对象。一则不被主流接受，二则男人们也耻于展示自己内心的柔弱。

在当代，表达对姐姐之爱的一切社会掣肘因素都不复存在，被长期压制的对“姐姐”的感情就开始喷涌。

母亲的一部分

也许有点不好接受，但“姐姐”在古代中国曾是对母亲的称呼。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蜀谓母曰姐。”北宋的《大宋重修广韵》里写道：“姐，羌人呼母。”明代方以智编写的《通雅》记载：“江南呼母为姐。”

在当代福建省平和县、江西省宁都县、山西省临汾市等地，当地方言仍然以“姐”来称呼母亲。

文化是会传承的，除了姐姐在家庭里确实承担着母亲的部分功能外，中国人潜意识里也把姐姐当作母亲的一部分。

确切地说，姐姐其实是将母亲身上的工具性功能独立出来后形成的个体。

在古代社会，姐姐似乎总是一个可以被彻底牺牲的存在。比如，一些地方的贫穷百姓有“换亲”的做法：你女儿嫁给我儿子，我女儿也嫁给你儿子。“换亲”就像物物交换，它的另一种变体，是把已經成年的女儿先嫁出去，获得嫁妆，再用这部分收益去为儿子娶媳妇。这个先被嫁出去的女儿，一般都是姐姐，无论自愿与否。

甚至到共和国成立后，姐姐的牺牲也在继续，不过形式上没有那么极端。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姐姐，她直到12岁才上小学，因为要在家带弟弟和妹妹。她前面有3个哥哥，都不用承担这一责任。

这些经验和事实都告诉我们，人们对姐姐的感情，很大程度上是对母亲感情的一种转移。

刘和刚在《姐姐》里唱：“离开妈妈的怀就爬上你的背，有衣我先穿，有吃你就退。姐姐，下雨为我衣当伞，风雪你在身后随。啥是疼呀，啥是爱，就是半块糖果也要送进我的嘴。”

姐姐是母亲的影子，或者说，是一个能够伴随人们更长时间的母亲。

“安心”的“孬种”

既然姐姐在精神结构里是母亲的一部分，那为何人们不直接以母亲为抒情对象，而要转而选择姐姐呢？

对母亲的抒情，在文艺作品中很常见，但这种抒情有限制。其限制性在于，人们可以写母亲的慈爱，也可以表达内心的感激与爱戴，但不方便诉苦。每一个合格的孩子都知道，不让母亲担忧是为人子的基本原则，既不能让母亲感受到你在遭受痛苦，也不能让母亲悲哀于自己的孩子是个软弱、无能的“孬种”。

当然，即便不考虑上述因素，代沟也会阻碍母子之间除表达感情以外的其他内容的交流。

而姐姐不一样，她既有母亲的对象性，又有从母亲身上剥离出来的工具性，而且没有互相理解上的代际困难。这就让姐姐在已经脱离原有家庭（比如嫁人、远行）之后，仍然是弟弟或妹妹心理情绪的“垃圾桶”。在姐姐面前，你可以“安心”地做一个“孬种”，因为在彼此认同的关系里，你有资格永远长不大。

关于姐姐的抒情文艺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姐姐的出现几乎都是回忆性的，人们似乎总不能在共处的时候认识到姐姐的价值。姐姐在人生中发挥最关键作用的时候，都是人们心智尚未成熟的阶段，人们在那个互动过程中感受温暖、感受关怀，但往往没有回馈意识，而是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姐姐之于自身的意义，只是进入了人的潜意识，直到心智成熟之后，遭遇精神上的困惑时才会被调动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作品里对于姐姐的一切真情实感，本质上都是功利性的。

（车 前摘自《华声》，李 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