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的摄影史

父亲的慢性肺病刚熬过了一个严冬和酷暑，母亲很担心即将到来的又一轮秋冬。回乡的路上，我焦灼地盯着车窗外掠过的杨树，仿佛从现在开始，北半球的每一片落叶都与我有关。

到了要考虑一切的节点。就像这季节，会变换，会更替。对喜欢老物件、遍访各地古迹的我来说，有这样一个老旧的家，真不知应该欣喜还是悲叹。这样的情绪在刚过去的炎热难耐的夏天达到顶点——我在老家无意中翻找出了几本影集。

我作为儿子、作为父亲，加上作为一名摄影师，少小离家，如今在几十年没有变样的家里打开这样的相册，视角多重，五味杂陈。

它们就是我自己的“名胜古迹”，也是我的“家庭摄影史”。

几本影集，一躺几十年，它们远不像旧家具那么沉默。

一本影集在累积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不觉得它有什么能量。偶尔翻看，可能只是当作消遣，嬉笑着说：“哈哈，看我当时是那样的……”越往后，时间这个东西介入了，事态就变了，变得惊心。影集厚了，轻的时光也就变重了。

一般来说，为了留住欢乐的印记而拍下的照片，我们通常乐意把它们攒下来。老人与儿孙长年分隔两地，照片更是珍贵的记忆实体，是互相传递思念的凭证。

在照料父亲的这段时间，我打算认真整理一下这些照片，为旧的我、旧的家，做一场停留。基因这东西是刻在血液里的，再肆意放飞的游魂也会被它“捉拿归案”。那些照片虽然是零散甚至无序的，但一打开它们，记忆就开启了，喷涌如泉。

那源头，正是我的来路。

我的父亲当年从师范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县的镇上当老师，三十多岁时娶了我妈。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在父亲老家的村庄里，我来到了世上。

嚴明摄影作品

幸福的小夫妻抱着刚满一百天的我，从村里来到蚌埠的一家照相馆，拍了“百日留影”。现在想来，这算是父母给我的最早的一份与文艺有关的礼物。

高中的时候，父亲曾对我说，我要是考上大学，他就送我一只小照相机。但是此事后来并未兑现，我离家的时候，他买了一把广东产的“红棉”牌木吉他给我带上。相机和吉他，可能是父亲曾经奢望却未能拥有的东西。文艺之心未泯的父亲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两样东西后来在他那个“浪荡”儿子的生命里，掀起过多么大的惊涛。直至今日，还波澜未平。

小时候我跟妹妹只有一张合影，那是来学校给毕业生拍合影的照相师傅给教师子女的福利。妹妹小我两岁，小时候是我的跟屁虫，特别乖，什么都依从哥哥。那个年代，大概多数家庭有重男轻女的风气，教师之家也一样。妹妹在这样的家庭，从父母平时的态度里，应该也会渐渐明白哥哥似乎更重要。后来听我妈讲过的一件事可以佐证：某天我跟妹妹各分得五块饼干，摆在桌上准备开心享用。这时候家里来了小朋友客人，我就给了客人两块。然后，我妹妹默默从她的饼干里拿出两块给我补上。她把这一切做得理所当然，她自己可以接受只剩三块饼干的现实。而作为哥哥的我，接受得心安理得。

初三毕业前夕的一个周末，我在县城的一家照相馆拍下了平生第一张彩照。穿着新买的彩条运动服、白球鞋，在照相馆一角有金色栏杆、葡萄枝、花盆的置景前，摆下了一个自认为青春的造型。如今看来，还是土洋土洋的小镇青年。青涩的毛头小伙，开始有了“自选动作”。内心里有一种“长成了”的自我认定，有了一点跃跃欲试的英雄主义，盘算着如何与这个世界一战。

从一个翩翩少年、文艺青年转变为摇滚青年，仿佛只需要一转身的时间。

淮南，我离乡求学的地方，我在那里爱上了吉他。那是我平生到过的第一座大城市，一个摇滚重镇，满街黑豹，一地唐朝。后来为了生存去福建干歌厅，又为了学艺停下一切去厦门继续拜师，再后来又去北京的摇滚学校……终于，我带着音乐梦想去了广州。

音乐梦在南方没能继续生长，我上班了。在广州做记者的时候，特别是有了孩子后，往老家寄的照片多了起来。做了摄影记者之后，拍照者才真正成了我。因此，我也成了总是在照片中缺席的父亲。

在广州做记者的十年里拍了大量的家庭照，我会不定期地挑选一些洗印出来，寄给爸妈，告诉他们，我们在他乡一切安好。电话那头总能听到妈妈开心地说“相片收到了，家里一切也都好”，让我放心。后来我又辞职去各地拍照，搞创作，偶尔也会留影，但那样沧桑的照片却从来不敢寄往老家。类似搞摇滚时期的困顿、颠沛，怎么也不能让爸妈知道，不可以再让他们为我担忧了。

严明

父母对我的忧心真是无尽的，绵延至今。

孩子们都不在家的这些年，父母偶尔也照相，主要是单位活动、旅游时的留影。他们也从没有儿女负担的清闲中年逐渐抵达晚年。

我又发现，往老家寄照片的习惯，后来并没有坚持下去。它止于前几年，老家的影集在几年前不再添加新内容。原因有二：那时候我开始每年带孩子回去;当然，更因为后来有了可以拍照、拍视频的智能手机。

想念这个东西，是会凝聚的，也像胶片从曝光到显影、定影，得有一个过程，期待感才会显现。可是通信、交通的手段发达了，久而久之，“期待”渐渐失去了原先真实的痛痒。

父亲这两三年来病重，慢性的肺纤维化使得他不得已而卧床。父亲的记忆力也在逐步衰退，很多从老家前来探望的亲戚，他已经认不出来了。就连我的姑姑——他的亲妹妹，他也怎么都想不起是谁，搞得姑姑特别伤心无奈。

暑假时，我的孩子曾抱着影集跑到他爷爷床头，指着爷爷奶奶的结婚照问：“右边的这位帅哥是谁？”爷爷凝视良久：“可能是我……”

影集里有几张父亲退休前后与同事、邻居的合影，我发现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有一个字。原来是父亲用钢笔直接在照片上标注的，那是照片中那些老同事、老邻居每个人的姓，甚至还包括他自己的。胡、杜、余、吴……之前我还纳闷，相片中的那些老师，有些是几十年的邻居，熟悉无比，何必在好好的照片上用钢笔写字，显得突兀，也不雅观，像小孩子的行为。

现在我终于懂了，原因应该是父亲在若干年前，就对自己的记忆力衰退有所觉察。一张照片的美观与否已不再重要，影像的真实性、留存性似乎也会靠不住。他找出了笔，决定把还能想起的姓氏径直写上去。

他怕忘掉这个世界。

（若 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长皱了的小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