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教育公平”
我的小学是昆明师范附小。聂耳是我的校友。我的班主任叫李崇贞，教语文。李老师长圆脸，短发齐颈，拢在耳后。那个年头的女性都是这样，我母亲也是这种发式。母亲在大学任教，穿列宁装，自有职业女性的派头。李老师时常穿中式斜襟女装，像个利索的家庭妇女，但她那严厉的目光告诉人们，她是一位教师。
20世纪90年代，我回乡探亲，小学同学邀我去看李老师。我们一伙人冲上凤翥街昆师宿舍那栋熟悉的老楼，挤在李老师幽暗的屋子里，欢快的心情，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大家让我和几位有“业绩”的同学坐在靠近老师的长沙发上，记得有宝石专家，有政府官员。大家认为，李老师一定会以我们为荣。可是我们错了。李老师只是朝我们点一下头，接过礼物和我送给她的书，顺手放在茶几上。她转而用关切的语调，一一询问起那些不出挑的同学，现在在哪里，身体怎样，甚至细到工资晋级、儿女转学。她还问起一些久未露面的同学，记得他们的病情和困境。
我们几个“优秀分子”一时被冷落了，都后悔坐在这孤立的位子上。我感慨道：“李老师真是一点没变啊！”
李老师的这些作风，我早就习惯了。上学时，她让我在早自习时领读，可她进教室后从不搭理我，而是亲切询问那些迟到的，或者没交作业的同学。我从来没有过受宠的感觉。
上课了，老师提问，我总是第一个举手，举得高高的，可是李老师不叫我——她从来不第一个叫我。等她把同学们都叫了一圈，见回答得七零八落的，才说：“张曼菱，你回答吧。”我那股想出风头的心劲已经凉了，从容地把答案说出来，自觉也没什么可得意的。
她从不对我表示赞赏，她的态度是：你这样是你应该的，你本来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李老师是在我们进入五六年级的关键学年来当班主任的，开始我实在不适应。别的老师都喜欢带着几个成绩和才能突出的学生在校园里溜达，可李老师从来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这自幼就风光惯了的孩子很是不爽。
我开始琢磨：她为什么对我不满意？于是，我上课不再积极举手。可是不行，她严厉的目光扫了过来，我只得老实地举手，然而依然轮不到我先回答。在她的训练下，我变得“宠辱不惊”，该怎样就怎样。老师不特别关注你，但绝不是不关注你。你就是学生中的一员，不特别重要，但也不可少。写到这里，我的眼中已经含着热泪。
年过七旬，我感恩李老师，是她纠正了我人性和人格中的偏差。恃才傲物是我的大敌。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何定位自己，是我永远要面对的问题。幸运的是，我的问题，早在小学时就被一位睿智的老师看出来了。她让我反复地自省。她相信我的悟性。直到今天，我还在反省，还在为此而思考和努力。
李老师显然知道那时候我内心的优越感，我看不起“差生”——我们这些院校子女都这样，也不跟他们一起玩。
班上有个魏同学，留级生，个头高，坐后排，每天迟到，上课还打呼噜，更别提回答问题了。不要说我这样的“尖子生”看不上他，一般同学都视他为“异类”“害群之马”。
李老师给我们组织了一次课外活动，到郊外去野炊。魏同学被老师点名参加。
在一条小河前面，我们被拦住了。河不宽，水不深，没有桥，农民们都是涉水而过。我们沿河来回走了几趟，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过河。这时，身材高大的魏同学跳下了水。他已卷好了裤脚，可水还是淹过了他的裤子。他毫不在意，豪爽地说：“来，我背你们过去。”于是，我们这些平素对他毫不在乎的骄傲的小家伙，一个个乖乖地伏在他宽厚的背上，含着一点惭愧。他蹚过河，细心地把我们一一放到岸上。最后一个女生还帮他拎起了鞋子，以免他再回去取。
魏同学的热心和力量带给我们深深的震撼。从那以后，我知道，对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小视。你瞧不起的人，可能比你高大得多。
很快，我们决定发展魏同学入少先队了。他那么高的个子，戴上红领巾时竟有点羞涩。全校都很震惊，因为这在他原来的班里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李老师的眼光。她不是让我们去帮助一个落后的学生，而是培养了他的自尊心，也纠正了我们不公正的鄙薄之心。
岁月流转，事实证明魏同学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没有上大学，而是学了厨艺。在昆明市著名的震庄公馆，他成为掌勺大厨，为来往于春城的各路嘉賓包括各国元首制作国宴级的菜品。
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竞赛、夺冠，不是为了成为“达官贵人”，而是为了成为“人”——让每一个来路不同、天赋不一、性格各异的孩子都能正常地发展，尽可能好地度过他们的人生。
在采访西南联大老校友时，我看到他们聚会时不分贵贱，都以年级划分长幼次序。我意识到，我的小学老师给了我最纯正的学风教育。同学们在一起不应有贫富、愚智等差别。这才是教育的公平。
教育是可以兴邦的，多少先贤都把改造中国、振兴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教育。而只有教育公平，才能培养出公平的人，才能建立起公平的社会。
李老师那严厉而慈爱的目光似乎还在注视着我，让我至今仍在审视自己：老师对我还有什么地方不满意？我是不是又轻飘飘的了？
她为我树立了一个高标，那不是用世俗虚名可以达到的。
（光 远摘自《中外文摘》2020年第8期，小黑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