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贫困禁锢的朱元璋

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会遮蔽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会禁锢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会剥夺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人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

中国农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回到人均十亩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国文明史上成了最后一个辉煌的朝代。在那之后，元、明、清三代，贫困化的加剧日益消耗着中国人的精神，使中国文化进入长期的停顿和倒退。自宋朝灭亡之后，高贵气质和人文气息在中国文化中越来越淡薄，盛唐时的自信和宋代的优雅再也难以复现。

出身赤贫的朱元璋，则是中国文明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推手。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赤贫阶层的一切条件。从十多岁开始，他就去给地主放牛。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最恶劣的饭食，却也没有耽误他长成一副魁梧的身材。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游串四邻八乡的说书先生讲书，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军州”。

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

终其一生，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来自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取消丞相制后，朱元璋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异想天开，认为民间老儒起自田间，淳朴老实，富于经验，于是从社会底层直接提拔辅政人员。他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设立四辅官制度，以“协赞政事”，从民间找来普通老儒王本、杜佑、龚敩等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辅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过实行了一段时间，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这些老人除了看孙子，确实难以做出别的贡献，于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他不得不又废除了四辅官。

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满足于把蒙古人赶回漠北，并没有深入塞外彻底殄灭之。日本人不断制造事端，对他进行挑衅，他也只是发几道诏书，申斥一顿了事，没动过兴兵远伐的念头。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期，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十五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国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它们动心思。而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修长城，以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多是明代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记。

他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因此，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商人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本来在宋代，中国就实行了税收全面货币化，而朱元璋却使税收制度退化到实物制阶段。黄仁宇说，朱元璋的设计“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

朱元璋还具有强烈的亲族观念。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任何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

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朱元璋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在離间他的骨肉，把进言者抓来囚死狱中，这一安排在其身后终于酿成了靖难之役。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致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国家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吃苦耐劳的人群。他们在计算生产成本时，从来不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好像体力和精力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可以任意耗用。有农村艰苦的生活打底，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

在个人的享受上，农民是最严厉的克己主义者。几千年的贫困生活积累下来，他们的节俭欲甚至已经成了一种盲目的本能，而不是一种手段。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

和每个农民一样，朱元璋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他手下的功臣，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老乡。登基之后，他觉得哪个地方也没有老家好，越来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凤阳本是贫瘠之地，立国之初，他却坚持把国都定在这里。虽然大臣们多次劝谏，他也不曾动摇。为了经营中都凤阳，一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也劳民伤财，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征用几十万军人和工匠，花钱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为求坚固，石缝里都灌上铁汁。不料工匠们不胜劳役，用“厌胜法”表示愤怒。气急败坏的朱元璋杀掉大批工匠，衣锦还乡的计划也因此而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小村，就真的成了大明王朝的首都。

（若 子摘自重庆出版社《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一书，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