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陈光炅的盲人生活

陈光炅的右眼残存一点光感，在亮度特别高的环境中，一些巨大物体的影子偶尔会从他视野中闪过。2004年，陈光炅患上了一种视网膜色素变性的眼科疾病，他的视野像拼图一样一块块地剥落，然后彻底消失。

与视野一同变窄的还有他30岁之后的人生。陈光炅不得不放下做律师的职业规划，与来自各地的盲人一起，住在20多人一间的大通铺宿舍里，学习按摩技术——这是大多数盲人的唯一出路。之后，他的人生轨迹快速变换，在广州开起了按摩店，最多的时候有4个员工。

2010年，他看了毕飞宇的小说《推拿》。读后，他感觉其中对盲人走路和聊天的一些细节写得很到位，但终究还是一个明眼人理解的盲人世界。此后，陈光炅开始写作——他在培训班学会了使用由语音读屏软件和键盘构成的电脑写作系统。他写盲人所能“看”到的世界：盲人究竟在想什么，盲人害怕什么，盲人的生活希望是什么。

“盲人都以牺牲自己健康的方式换取别人的健康”，按摩房的日子曾让他的身体和精神不堪重负。不从事按摩工作后，深居简出的他仍然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2017年，陈光炅开始练习长跑，体重从100斤左右迅速长到了120多斤，并且有了肌肉。

2019年，陈光炅出版了纪实小说《黑暗马拉松》，取材于自己成为一名马拉松选手的经历。在陈光炅跑完第一个半程马拉松后，奔跑的欲望已经难以抑制。借助一根与陪跑员相连的陪跑绳，陈光炅在黑暗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长跑和冲刺，路程累计达到2000多公里。

那段日子里，陈光炅时常想起自己做过的一场梦。在梦中，他不停地奔跑，从不同的城市中穿过，他可以清楚地看见街道和飞鸟。他在书中写道：“我继续向前跑，跑过了东京、跑过了新宿、跑过了池袋，最后好像跑过了石神井，见到了一个一笑就会低下头、垂下眼帘的姑娘……”

少有选择的余地

睡大通铺的时候，陈光炅听过一些“惨烈”的故事：许多盲人从小被扔进孤儿院，被领养后又被弃养，在盲校饱受歧视;一些盲人孩子憎恨父母让自己来到这样一个黑暗的世界。

陈光炅说，盲人在生活中很少有选择的余地，“就整个群体来讲，文化程度都是偏低的，从盲校出来，就业岗位特别少，大部分只能去做按摩”。

在“盲人圈”，陈光炅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有好人，有当骗子的，还有心理变态的……有时候歧视盲人的竟然是盲人”。

确诊之初，陈光炅的脾气变得很坏，别人劝他少喝酒，他掀了桌子，和那人扭打在一起;妻子准备了饭菜，他也会一下子打翻。后来，他离婚了，脾气也逐渐被社会磨平，现在即使别人当着面喊他“瞎子”，他也不在意了。

为什么路上很少见到盲人？他们几乎都待在家里或者按摩店中，甚至一两个月不出门。陈光炅解释说，盲人不敢出来。他问过一些施工的工人，盲道上的凸起是做什么的，结果对方的回答是“好看”。由于缺少专业认知，一些盲道的铺设并不符合规范。盲道上，有时还摆满了单车和障碍物。

陈光炅身边的盲人朋友幾乎都有被歧视的经历，他们上班坐公交被人抱怨“没事你们出来做什么”。一次，司机让乘客们往后挪挪，陈光炅一动，后面的人却说“你就待在那里”，意思是，“你就待在那里别添乱”。

生存之上的追求

1997年，从工厂子弟学校毕业后，陈光炅被单位公派去日本进行了半年多的学习。回来后没多久，下岗潮来临，和很多失业的同事一样，陈光炅放弃了机械制造、绘制图纸的本行，成为一名副食销售员。

考虑到当时做律师的前景，陈光炅在四川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开设的成人班里，完成了4年的法律学习。有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光炅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则在一家化妆品公司担任电脑员。

失明之后，从2007年到2009年，陈光炅在广州开了两年多的按摩店。当时，广州按摩店的人均消费在35元以上，成都的只有18元。那时做按摩的盲人远没有现在这么多，如果一直做下去，陈光炅现在可能已经是一个富足的连锁店老板了。

放弃不错的生意，是因为陈光炅始终感觉在按摩店活得“没有尊严”。工作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有的店甚至24小时营业，盲人被逐个编号，轮流上钟。客人一来，无论多晚，盲人一定要起来营业，不管当时精神状态如何，身体是否健康。

那时，陈光炅在半夜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通常是醉酒的人，好一点的倒头便睡，比较糟的客人吐得满地都是，有时还骂人。还有一次，陈光炅上个厕所的工夫，客人把他的手机和值钱的东西都卷走了。

陈光炅说，整个盲人群体的改变，得益于科技进步。此前很多盲人缺乏相互交流和沟通的渠道，更缺乏一个了解社会的渠道。语音软件在盲人之间普及后，盲人学会用电脑和智能手机，即使仍在按摩房工作，改变也已经发生。

2009年回到成都后，他转型成为全职网络作家，收入骤降，最穷的时候每个月只有200元收入。现在他每年可以赚到三四万元。

丈量城市和人心

陈光炅说，他失明之后的社交经验是从阅读中得到的。失明之前，他可以通过看别人的脸色、眼神和动作，判断别人的心理状态;失明之后，社交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他开始读一些故事，里面对人物的神态细节描写得很清楚，比如嘴角向上还是向下。这些细节印在脑中，到了现实生活里，陈光炅会想象周围人跟他对话的状态，从此声音不再仅仅是声音，变得有了画面。

陈光炅在书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生”，一些故事情节时而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他便学着书里的处理方式去面对。小说里经常有人物突然失明的情节，描写当事人和亲人的感受。陈光炅有些懊恼，如果早看过这些作品，自己失明之初，对妻子和家人的处境就会考虑得更多一些。

准备写马拉松故事的时候，陈光炅读到了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他心想：我也可以写，把我的故事讲出来……马拉松的路程漫长而枯燥，陈光炅大多时候在沉默中判断来自外界的声音，计算自己这一公里的跑步状态。有时候，陪跑员会为陈光炅描述一路看到的画面，“旁边过去一只狗”“远处有一座山”“这个姑娘穿的衣服很好看”……他们俩的跑步和呼吸节奏逐渐趋于一致，抬脚、迈步、落下，跑动距离也从5公里增长到21公里。

2017年9月23日，首届成都国际马拉松赛开赛。陈光炅被人踩伤了脚，最后200米再也无力前进，一名选手搀扶住他，又在即将到达终点的时候松手，让他自己走到了终点。他想到失明之前看过的电影《阿甘正传》，阿甘向前奔跑，一路跑掉了腿支架，身后一个声音回响着：“跑，阿甘！”

后来，陈光炅又陆续参加了各地的马拉松赛事，屋子里如今挂着30块纪念牌，另有两块被他当礼物送出。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味道，陈光炅说，北方闻起来干燥一些，不像南方那么湿润。风声也是不一样的，在西昌跑马拉松的时候，风声特别大，陈光炅一路听下来，有些地方声音低沉，有些地方声音高亢，“像在听一首交响乐”，那次他跑得比平时快很多。在敦煌，跑道不再那么坚硬，让人有“高一脚、低一脚”的感觉，其他选手纷纷把最好跑的路让给他。

盲人的生活并不只是按摩，也不只是三尺见方的屋子，它可以变得更广阔一些。如今，成都的盲人马拉松爱好者从几个增加到几十个，急需陪跑员。

陈光炅去北京参加马拉松时，在火车上遇到一对夫妇。女子50多岁，已经出现青光眼的症状。听完陈光炅的故事，她说：“原来成为盲人不是一件那么可怕的事情。”

在去新疆参加马拉松的火车上，陈光炅曾把《黑暗马拉松》送给路人。当时，那名路人对陈光炅说：“我一定要请你喝酒！”之后两天，他一直跟在陈光炅身边。“他说你要喝酒我去買，你要抽烟我带你去。”陈光炅回忆，“他对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不是同情，而是平等的。”

（使君车摘自《南方周末》2020年10月15日，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