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曾经深思熟虑过“预留遗言”这个想法。他觉得临终遗言应当是“在一息尚存之时，用充满睿智的话语华丽地把自己送达永恒的彼岸”。他同时也警告人们：“人在弥留之际，油尽灯枯，身体和大脑都变得不可靠了。”基于此，他建议遗言应该是事先筹谋、白纸黑字、亲友传阅、开诚谈论。

不幸的是，马克·吐温并没有践行自己的倡议。事实上，他给自己女儿的临终遗言不完整得令人泄气。这或许正应了那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老话。临终时，马克·吐温躺在床上和女儿克拉拉说：“再见了。”他握住女儿的手，开始吊人胃口地低语：“如果我们再相逢……”随后就睡着了。几小时之后，他便没有了呼吸。

假如我们能自主挑选临终时刻，或许我们可以酝酿完美的言辞来概括这一生或确保关键信息得以传递。所谓天不遂人愿，死亡基本就是这么一回事。伟大的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生前有许多科学创举，包括最著名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巴氏灭菌法。他极有可能曾设想在生命最后关头向世人传授一些他天才思想的精髓。不幸的是，当身边人向他递送一杯牛奶时，他被记录的最后话语竟然是“我不能喝”。当然史料也未曾记载最后的那杯牛奶是否用他的方法消过毒。

即便你事先计划了你的伟大遗言，死神也会出其不意地将你掳走。著名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死亡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心脏病突然发作时，瓦格纳倒地的同时怀表也掉了。他眼睛紧盯着掉下的怀表，“哦，我的表……”竟成了他的临终遗言。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往往也能还原出他们临死时的处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狙击手夺命的作家萨基的临终遗言是：“灭了那该死的烟头！”这无缝对接了他死亡时的悲壮场景。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英国首相斯潘塞·珀西瓦尔身上。他在下议院的大堂被刺杀。死亡前的瞬间（看到枪手和呼啸而至的子弹），他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脱口而出：“我的天啊！”

对那些苦苦寻求伟人临终遗言深意的人来说，亨利·戴维·梭罗可真是要伤透他们的心了。这位伟大的自然主义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有点儿癫狂，零星吐出的词竟然是完全随机的：“驼鹿……印度人……”

基于人们对临终遗言文化含义的重视，通常被报道的临终遗言极有可能不是真正原版的遗言，而是后人认为对于死者一生更有意义和更恰当的言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后人给予伟大智者奥斯卡·王尔德的充分吻合他这一生的风趣遗言：“我和墙纸在做殊死搏斗，今天不是它死就是我亡。”然而考虑到王尔德最后死于脑膜炎，我们有理由推断，他真实的遗言或许远没有这么精彩。

亨利·戴维·梭罗

在那些猝死或者不期而至的死亡案例中，临终遗言或许连被记录的机会都没有，事先没有人意识到上次的话语竟然就是最后的声音。在这些状况下，主人翁生前的最后一封信有时会被当作临终遗言的来源。写信时，主人可能已经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表达心声的机会，那样的信件内容往往是深刻而有见地的。英国著名作家伍尔夫在口袋里装满石头，自沉于乌斯河之前，给丈夫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言辞有她彼时抑郁精神状态的缩影：“我强烈预感到我将要疯狂。在这种状态下，我寸步难行。我耳鸣，脑海中各种声音在撕咬，我无法静心工作。我已经和这种状态斗争许久，现在我斗不动了。此生我虽欠你幸福，却不能再这么自私地继续破坏你的余生了。”

历史上，关系密切的人的临终遗言的拼接，也能合力向世人展现出某个历史场景的生动瞬间。比如，共同参与《独立宣言》起草和签署的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和约翰·亚当斯，竟然同年同月同日死。无巧不成书，那一天竟然是美国独立日——7月4日，《独立宣言》通过的那一天。杰弗逊临终时惦记着这个日期，他在尘世最后的话语是：“今天是4号吧？”亚当斯放不下这个老朋友和老同事，留下的遗言是：“托马斯·杰弗逊那老家伙还挺着没死。”而事實上，他完全可以瞑目了，因为杰弗逊几小时前就已经先于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现代人对于名人们的临终遗言的着迷和热情并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有任何消退的迹象。此前，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临终遗言被公之于众。“哦哇！哦哇！哦哇！”这几个重复词语高度吻合他保持好奇的精神和面对死亡时的不回避心态。

最后，为我们贡献临终遗言的是深受读者喜爱的英国奇幻小说作家特里·普拉切特，他的遗言表现形式最现代。在意识到死神快要来接他走时，他事先编好了几条推文，请家人在他死后逐一发布在推特上。与他自己的作品《碟形世界》中对于死神的拟人化描述相呼应：死亡是一个黑衣人骑着叫宾凯的马，吐出全部是大写的单词。普拉切特的推文字母全是大写：“终于，特里先生，我们必须把你带走了。”

紧接着的第二条推文是：“特里抓住死神的手臂跟随他离开大门，走进茫茫黑夜中的广袤沙漠。”最后一条推文：“全书终。”

（简 平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遗言图书馆》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