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不来的电话

一串八位数字，一直是我家Wi-Fi的密码，也是电脑的开机密码。熟人问：“这既不像生日，也不像某个纪念日的数字，是随意组合，还是有什么说头儿？”当然不是随意组合。它是一个停用多年的电话号码，曾专属于我和父母。我想以这种方式，让这串令我百感交集的数字，一直存活于我的记忆里，如同与这号码相伴共生的那些人生记忆。

一

多年前，安装家庭电话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我家第一部座机安装于1993年前后。当时家庭电话尚未普及，一部电话的安装费大约是4000元，而那时我的工资不到100元。全家人都说挺贵，但母亲坚持要装，于是咬咬牙装了。

那时候，我、弟弟和父母一起住在重庆郊区的一个厂区宿舍里。我上班的地方在市区，每天早上挤两趟公交车上班，下班回家已是夜幕四合。母亲放心不下我和弟弟，尤其是单身的我。

20世纪30年代，母亲出生在重庆近郊农村，外公是略有薄产的小地主，外婆自然是地主婆。家境还过得去，聪明好学的母亲小小年纪就考上护士学校，毕业后成为西南医院烧伤科的军医。受家庭成分影响，她后来转业到郊区一家小厂的医务室工作，经人介绍认识了在煤炭研究所工作的父亲。父亲来自安徽农村，靠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算得上“根正苗红”。两个吃技术饭的老实人也算门当户对，于是结婚，有了我和弟弟。

或个性使然，或受军旅生活影响，母亲凡事皆求中规中矩：我吃饭偶有叹息，坐姿不够端直，甚至进屋脱鞋后鞋子摆放不齐整，都会招致她的斥责。

我渐渐长大，母親的管束愈加严格。至我高中毕业，她仍不准我化妆，不准我留披肩发，不准我穿高跟鞋，不准我与男生说笑……在她看似平静实则冷厉的眼神笼罩下，我觉得自己从未有过自由。

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母亲的监管也毫无松懈之势。我清楚，她安电话的主要目的就是方便随时“查岗”。她对我业余时间的严控，我内心抵触，但因自幼习惯了顺从，从不敢表露。我20岁时，随着男友第一次走入我家，冲突终于爆发。

他一离开，母亲就喝令不准我们来往。她举了个例子，说看见他用我家洗脚的毛巾擦他的皮鞋，认为他自私，不是一个有担当会负责任的男人。热恋中的我根本听不进去。他年轻帅气，体贴又有才华，凭什么断定他不能给我幸福？

之后母亲每到下班前就打电话催我回家，甚至提前跑到单位等我。我终于忍无可忍。

一个周末，母亲又打电话到单位，我不接，下班后径自去约会，直到晚上9点才回家。我讨厌她的电话。

家里气氛有些凝重。父亲沉着脸说：“你妈哭了一天，晚饭也没吃。”我一看，她躺在里屋的床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我倔脾气也上来了，同样一言不发，并开始绝食。

对峙到第三天早上，母亲红肿着眼睛起床，幽幽地说：“你吃饭吧，妈妈不再管你的事了……”我胜利了。我以两败俱伤的方式赢得了我想要的“自由”。我以为自己在捍卫神圣的爱情，迫不及待地溜出家门，用公用电话告诉了男友这个大好消息。

然而不到两年，这段婚姻就走到了尽头。在独自哭泣了许多个夜晚后，走投无路的我又想到母亲。除了母亲那里，我还能去哪儿？一向严厉且视名节为命的母亲还能容纳我吗？可我真的无路可走了。我迟疑着拨通了那个曾经让我厌恶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母亲终于接电话了。我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想回家。”

电话那端，母亲沉默半晌才开口，语气平静得有些异常：“早料到了会有这一天，回来吧。”

我忐忑不安地回了家。没有我预想中的气恼与责骂，她只是捋捋我的乱发，一字一句地说：“回妈妈这里来，重新开始！”

我一头扑进她的怀里。我试图用号啕大哭倾泻掉所有的悲楚、羞愧与内疚。

二

几年后，我调到离家几十公里的渝中区上班。那时，我仍一个人过。

新单位没有住房，我只得仓促寻找落脚处。在寸土寸金的渝中区，房租奇高，我每月工资几乎一半贡献给了房东。母亲心疼，提出为我付房租，我拒绝了。我不能再让母亲为我操心。

一个女子独居在外，父母不放心。他们不得已卖掉居住多年的厂区宿舍，倾尽积蓄在渝中区的大坪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小区房。

我可以天天回父母身边了，而父母不得不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圈子，远离熟悉的环境，包括那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邻居。若不是为我，他们怎么也不会在晚年进行这样一场孤独的迁徙。

其时父母已退休，有大把空闲时间需要打发。初入新居，人地两生，母亲有点儿不知所措，除了做家务，整天就东坐坐西摸摸，那部电话又成了她最亲密的伙伴。只要拨通我的电话，她便喋喋不休地说家长里短。

在她的安抚下，我渐渐走出低谷。白天，我们俩通过电话事无巨细地唠叨半天。下班或周末，我们手挽手逛街。我强迫她烫一个让她年轻10岁的发型，拖她去商场买她一辈子都舍不得买的衣服。

渐渐地，母亲的笑容多了起来。她拉着父亲参加小区的老年大学，和老人们一起学电脑、学画画。她开始逐一打电话，邀请从前护士学校的老姐妹、厂里的好邻居来家里做客。

那一段日子挺吵闹，也挺开心。只是，母亲偶尔会在无人造访的夜里，若有所思地说：“你以后还是要成家的。其他都不重要，一定要找个品行好的。还有，你性子急，对方得脾气好能包容你才行呀。”

三

2005年，我有了新家。我的小家在渝北区。

母亲高兴，又不舍，仍然时时打电话来。没别的，就是催我周末回大坪去。

渐渐地，我又开始怕她的电话了。我已单身数年，如今该多享受二人世界。不趁着还没孩子抓紧逍遥，更待何时？可母亲每到周末便打来电话：“回来哟！我做了你们最喜欢吃的蒜苗回锅肉和豌豆蹄花汤……”

周末睡个懒觉，两个人逛街吃饭看场电影，多好。可我不敢说不。我太了解母亲的秉性了。

在家都是母亲说了算，父亲是“妻管严”，唯她命是从。也是，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手，善持家又待人好，左邻右舍都说父亲有福。一直因自己当年不懂事而内疚的我，总想在经济上多给二老一些力所能及的补偿，不管手头多紧，我总按月拿出一部分钱给母亲，微薄的稿费也全交给她。“自己用，不要替我存钱！”这是我对她常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这便是孝顺了。虽说这些年父母也有小病小痛，但总的来说身体还算可以。为什么就不能独立一点，非要整天拉我回家？我没事吗？我整天有那么多事情要忙。但我不敢说，我怕母亲哭。母亲退休后变得特别多愁善感，伤心了就一言不发，默默垂泪。在我看来，这种哭，比出声地哭，比号啕大哭更虐心、更吓人。

可我心里终究不悦，纠结一直持续。

一到周末，电话就雷打不动响起。我不得不一边起床，一边对丈夫叨叨：“你说，回去吃顿饭就那么要紧？这周不回不是还有下周吗？”

车才到半路，电话又追来：“快12点啦，到哪里了？等你们快到了我再炒菜，免得凉了……”我有些不耐烦：“不要催，堵车！”

午饭吃了，又留晚饭。有时我们吃了午饭就找借口溜了。我们提前约好晚上聚餐，三五好友觥筹交错，多热闹！

母亲依依不舍，嘴里唠叨，手中却忙个不停：新鲜的五花肉、宰好的土鸡、蒸好的扣肉……大包小包唯恐少拿了一样。上车了，她还追上来再三叮嘱：“开慢点儿，注意安全，下周再回来啊！”我一边应着“行啦，行啦”，一边吩咐丈夫“走嘛，走嘛”。

然而只要我需要，打一个电话，她就飞奔而来;或者没打电话，她随时也来帮着做这做那。即使她累，即使她已双鬓斑白、年老体衰。2006年年初，我大病一场。接到丈夫的电话，父母火速赶来。

一见我靠在床头病恹恹的样子，母亲的眼圈红了又红，握着我的手不停地安慰：“乖，没啥子，还年轻，把身体养好就是……”

整整一个月，她不是买菜就是炖汤，或陪我说话、遛弯儿，每晚忙到我睡了才肯歇息，次日大早又在厨房里忙活。她自己每顿饭只吃一点点，而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病假结束，我刚上班就接到父亲的电话：“你妈住院了，情况很严重……”我们不相信这家医院的诊断，马上联系市内最好的医院检查，结果依然如此。4个月内，做了两次大手术，母亲的病情仍急转直下。她枯瘦的手臂已无法扎针，护士只能在她脚掌上吃力地寻找下针的地方。她进入无痛无感的迷糊状态，她剩下的时间只能以天来计算了。

白天，我们无助地在重症监护室外徘徊，到夜里，不得不揪着心离开。最后几天，担心深夜告急，我们不敢回家，就住在离医院较近的弟弟家。

连续几晚，我和丈夫都在凌晨被急促的电话叫醒，那必是医院打来的，必是母亲濒危，需要家属马上过去。到后来，即便深夜，我们都疲惫不堪也不敢入睡，巴望着电话不要响起，那至少说明病情还不至于太严重。我们甚至幻想，要是好几晚没电话，说不定母亲就能从重症监护室里出来了。

一想到最可怕的结果，我就浑身发冷，牙齿打战。可电话总在每晚准时尖声炸响。我和丈夫一跃而起，他去接电话，我哆嗦着找鞋。

2006年8月，在经过两天两夜抢救后，母亲静静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

一连数日，在家里，我捧着她的衣物哭泣，时时跟在丈夫身后。我怕孤零零一个人。

折腾得太累，我们终于沉沉睡去。

迷糊中，不知几点，电话响起。我们几乎同时跃起：“又怎么了？又怎么了？”我带着哭腔，习惯性地满地找鞋。

然而，只几秒，我僵住了。一时间，屋里安静极了。那只是一个打错的电话。我竟那么恨它不是来自医院。如果是医院打来的，至少还能给我一份牵挂和希望，而不是像现在这般心如空洞。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黑夜里，只要电话一响，我便一跃而起。好几次万籁俱寂时，我突然迷迷糊糊地爬起来：“电话？有电话？”旋即清醒，泪如泉涌。

我知道，曾经觉得那么“麻烦”、那么“讨厭”的电话，永远也等不来了。

我的遗憾，我的内疚，如同我的思念，无处寄送，无处安放，唯有如影随形，缠绕终生。

（王洁民摘自《滇池》2020年第9期，沈 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