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高考

有一回游泳的时候，另一个司机告诉父亲，他们工厂有个女工的哥哥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并被复旦大学录取了。

30年以后，在我的选课书上，父亲指着“复旦大学名师×××”这行字说：“也许就是从听说他考进复旦的那一刻起，我就想着要去考大学了。”

那个时候，考大学这条路并不好走。我爷爷很年轻的时候就因肝癌去世了，奶奶为了抚养家中3个孩子，白天在商店做营业员，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做缝纫补贴家用。家境艰难，甚至时常温饱堪忧。

父亲有两个妹妹，我的大姑姑去了崇明下乡，小姑姑还在中学念书。

他只能把大学梦深埋在心底。1978年，即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又有两个同事分别考上了复旦和同济，离开了工厂。告别宴上，考进同济大学的同事告诉我父亲，现在，国家对于非应届考生有政策照顾，只要工龄满5年，就能够带薪读书。

到1978年10月，我父亲的工龄正好满5年。“就这样，再也没有什么理由能阻止我去考大学了。”

下决心迎考时，天还很热，蝉鸣如涛，福州路的人浪却甚于这滚滚热浪。“高考资料一到书店就会被一抢而空，考的人太多了。”为了买到《高考大纲》，他排了两个小时的队。

父亲买到教材翻开以后，仿佛一桶凉水浇了下来。“考纲里列出的数学考试范围从四则运算一直到数列，我没上过高中，看数学，就像看天书一样。”

但父亲不想放弃，拿到考纲之后他就开始制订复习计划。那时候家里只有一套范文澜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他就从这套《中国通史简编》开始看起。直到1979年春节，书店里的高考资料开始多了起来，他才买到正规的复习资料。

忠于自己

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复习迎考。傍晚5点，工厂下班，他便直奔上海图书馆，一直学习到图书馆关门。回到家以后，还要继续学习到第二天凌晨。

当时父亲一家住在太仓路。我从未见过那个仅6平方米的亭子间，但它一直存在于家族的傳说中：屋子里灯光昏暗，奶奶经常坐在缝纫机前做工，还在读书的小姑姑则把洗衣板翻过来当成桌面，趴在床上做作业。没有写字台，父亲就把一高一矮两个五斗橱拼在一起，把书放在高的橱上，自己站在低的橱上，就这样站着看一晚书。

这样的复习他坚持了5个月，到1979年3月，国家取消了“工龄满5年可以带薪读书”的政策，改为颁发“职场助学金”。学费没了着落，大学梦再次遥远起来。那时，他已经被提拔到机关里“坐办公室”，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工作。于是，他打算放弃高考。

复习停掉了。之后的两个多星期，突然空出大把时间，他却怅然若失。父亲想到自己已经努力了5个月却要放弃，总有点儿不甘心，后来再一想，即使被录取，读不读的决定权仍然在自己手里。

适逢3月，春暖花开，逐渐昼长夜短。他买了一张公园的月票，每天清晨5点到7点去晨读。

高考如期而至。1979年7月，父亲向单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搬去他的小学同学家中复习备考。

高考3天，酷暑难当，父亲几乎没合过眼。头两天，他顺利地考完了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第二天晚上全身心地投入政治考试的复习中。那时，他的小学同学在菜市场上班，天不亮就要去卖菜。

7月9日凌晨4点30分，同学从床上爬起来，看到父亲仍然在写字台前挑灯夜读，惊讶地问了一句：“咦，你又一个晚上没睡觉吗？”父亲头也没抬地“嗯”了一声。同学也不再打扰他，起床后出门工作去了。清晨5点左右，天色还早，父亲扭头看到同学的床空着，便打算上床休息一会儿。

被幸运眷顾的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猛然从床上惊起，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7点30分，离开考只有半个小时了。前两天他都是乘96路公交车去考试的，周末早晨7点多车少人多，公交车还经常脱班，从住处到考场总共要花费45分钟左右。那时候没有自行车，更没有出租车。而高考的考场规则中规定：迟到10分钟者取消考试资格……他的大脑里“嗡”声一片，一瞬间不知道有多少想法掠过，最后只剩下一个信念：跑跑跑……他背上书包，狂奔下楼，准备穿过陕西路，沿着肇嘉浜路一路长跑去考场。“那一路简直是和时间赛跑，和命运赛跑，如果迟到了，那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跑过一段路他才觉得有些异样，原来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那天却空空荡荡。他才想起这天是周一。快跑到文化广场时，他听见身后有喇叭声。他回头一看，一辆96路公交车正慢慢地向他开来。

“因为那天是周一，公交车放得多，开过来的是一辆脱班的96路车。那天人很少，路况特别顺，7点55分就到了考场。现在想想简直太惊险了。如果不是周一，如果不是那辆公交车脱班，如果我多睡了5分钟，那就是长跑也没法按时到考场了。”

跳下车后，父亲看了看手表，离政治考试开考还有5分钟，大部分同学已经进了考场。刚才的一番波折让他“太狼狈了”，于是他没有急着进考场，而是在学校门口稍事休息，顺便看了一眼黑板报。

3分钟后，考试的预备铃声响了起来，父亲走进考场。

谁知拿到政治考卷打开一看，刚才在黑板报上看到的那篇文章正好是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父亲当时目瞪口呆，然后便欣喜若狂。“如果我自己去答的话，可能只能拿到一半的分数。我把刚才看到的那篇文章的内容写了进去，这道题目就答得非常完满了。”就这样，政治考试顺利地结束了。

在1979年的高考中，他的政治考了84分，总分347分，高出复旦大学录取分数线41分。就这样，父亲考进复旦大学，成为197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58个学生中的一个。

（照 影摘自豆瓣网，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