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演讲时说到，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年轻的时候思想非常单纯，我们这一代也还是这样，我们就是相信新中国，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说你们是“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小将，要关心国家大事。我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从来没有打过人，也没有参与过抄别人的家。

现在回想“文革”期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觉得不应该，但是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一直到1971年，我反思了很多事情，反思的结果是，希望赶紧恢复停滞多年的业务。有人说我阶级立场模糊，阶级路线不清晰，说当年常书鸿是给大家“找窝下蛋”，我现在干脆是给人“铺窝下蛋”。我听过就过，也不放在心上。我想不管怎样，在研究所内部都绝不能再发生互相上纲上线、检举揭发的“窝里斗”了。

等到“文革”结束，大家真的是迎来了一个春天，敦煌也迎来了春天，我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恢复研究所的业务了。再后来，改革开放来了，市场经济也来了。我们有思想准备吗？经济大潮给文物保管工作带来了许多新问题，社会发展得太快了。

父亲走了以后，我们一家骨肉分离，天各一方。当时，我和老彭刚结婚不久，老彭在武汉，我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就回到敦煌。那段时间我比较痛苦和迷茫，感到自己一无所有，离开故乡，举目无亲，就像一个漂泊无依的流浪者，在时代和命运的激流中，从繁华的都市流落到西北的荒漠。每到心情烦闷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向莫高窟九层楼的方向走去。在茫茫的戈壁上，在九层楼窟檐的铃铎声中，远望三危山，天地间好像就我一个人。周围没别人的时候，我可以哭。哭过之后我釋怀了，我没有什么可以被夺走了。

但是，应该如何生活下去呢？如何在这样一个荒漠之地继续走下去？常书鸿先生当年为了敦煌，从巴黎来到大西北，付出了家庭离散的惨痛代价。段文杰先生也有着无法承受的伤痛。如今同样的命运也落在我的身上，这也许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这样伤痛的人生，不只我樊锦诗一人经历过。历史上凡是为一大事而来的人，无一可以幸免。

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洞窟里的那尊禅定佛，他的笑容就是一种启示。过去的已经不能追回，未来根本不确定，一个人能拥有的只有现在，唯一能被人夺走的，也只有现在。如果懂得这一点，就不能也不会再失去什么了，因为本来就不曾拥有什么。任何一个人，过的只是他现在的生活，而不是什么别的生活，最长的生命和最短的生命都是如此。对当时那种处境下的我来说，我没有别的家了，我只有莫高窟这一个家。我能退到哪里去呢？如果是在繁华的都市，也许还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可是我已经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还有哪里可以退，还有哪里可以躲呢？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更为安全和可靠。

那段时间我反复追问自己，余下的人生究竟要用来做什么？留下，还是离开敦煌？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我应该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我应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应该有权利和自己的家人吃一顿团圆的晚饭。没有我，这个家就是不完整的，孩子们的成长缺失了母亲。但是，在一个人最艰难的抉择中，操纵他的往往是隐秘的内在信念和力量。经历了很多突如其来的事情，经历了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的相处，我感觉自己已经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了。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最终我还是选择留在敦煌，顺从人生的必然以及我内心的意愿。

此生命定，我就是莫高窟的守护人。

我已经习惯了和敦煌当地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进洞窟调查、记录、研究。我习惯了每天进洞窟，习惯了洞窟里的黑暗，我享受每天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缕朝阳，喜欢看见壁画上的菩萨脸色微红，泛出微笑。我习惯了看着洞窟前的白杨树在春天长出一片片叶子，又在秋天一片片凋落。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直到现在，我每年过年都愿意待在敦煌，只有在敦煌才有回家的感觉。有时候大年初一为了躲清静，我会搬上一个小马扎，进到洞窟里去，在里面看看壁画，回到宿舍再查查资料，写写文章。只要进到洞窟里，什么烦心事都消失了，我的心就踏实了。

有人问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而且是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他就可以面对所有困难，也能够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知 闲摘自译林出版社《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