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的常客是文学院的教授、电影学院的教授、语言学学者、历史学者，还有导演张一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记得自己一进店，范玉福就会热情招呼：“哎哟，赵老师，您老今儿怎么闲啦？您可是有阵子没来了。您要的波德里亚的书到货了，最近有本《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卖得挺火，要不您也来一本？”

在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冯立眼中，北京有三大学术书店——万圣书园（店长毕业于北京大学），风入松书店（已经倒闭，店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以及盛世情书店。别看范玉福学历低，有人说：“你跟老板说你是哪个专业的，他能开出的书单比你导师开出的还详细。”

作为一家社科学术书店，仅是给学术书籍做分类这件事，就足以显示书店店主的水准。有一回，一位文艺学方向的教授想买《权力主义人格》，到了盛世情，在文艺学、文艺理论、哲学、社会科学那几个书架上都没找着。后经人告知，这位教授才知道，这本书最初是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之后因为影响广泛才成为文艺学领域的经典。于是，他又去盛世情的心理学书架上找了一遍，那本书果然就在那儿。

冯立意外得知，范老板和自己的硕士导师一块吃过饭、喝过酒后，仅因为这点儿关系，范玉福就给了冯立更低的折扣。有时赵勇去买书，忘了带用于报销的公务卡，就跟范玉福赊账。某一天赵勇突然想起，之前赊的两三百块钱还没还呢，等赶去还钱，范玉福却忘了这茬事儿：“是吗？什么时候？”

范玉福声称自己并不看那些深奥的学术专著，也没有时间看，他说：“叫我老师都高抬我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是。按道理来说，我就是一个服务人员……只不过具备基本的业务水平。你给别人服务，若人家问起来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跟人打交道，别人怎么能认同你。”

2018年1月的一天，赵勇去盛世情书店，范玉福邀他一块抽烟，选的地儿不是往常的大门口，而是地下室一个5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赵勇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个空间：一張双人床就填满了整个房间，墙沿高高地堆满了书。

赵勇靠在床头，范玉福靠在床尾，二人开始抽烟、聊天。说着说着，范玉福突然提起一本书，蓝英年教授写的《那么远那么近》，有关苏联作家的随笔集。“我们两口子都读了，写得真是好！”

赵勇表示自己没读过，范玉福再次恳切地推荐：“赵老师啊，我觉得这本书您可真该读读。”回去当晚，赵勇就在家里找到这本书，读了一遍。赵勇在电话里告诉我：“老范的品位还是不低的。”

2021年3月14日，盛世情书店要正式停业了，它的辐射也从新街口外大街去往更远处。范玉福贴在店门口的一封手写《致读者信》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刷屏：“辛丑春，因近六十花甲，羸弱多忧。奈何子不承业，又罹诸孽，故不再寻新址，店即关停，安度残年。伴圣贤（书）及读者襄助，三十余载，受益良多，一介尘民，做喜欢且能安身立命之本，乃人生一大幸事。书店渐远，记忆永存，愿文化殷盛，人能祥和。”

“姿态得有”

书店关门第二天，北京刮起了沙尘暴。晚上6点，一位瘦高个儿、戴眼镜的中年男士站在紧闭的盛世情书店门口。他已经从北师大毕业十几年了，其实也只来过一两次盛世情，谈不上有很深的感情。但昨天他的朋友圈被范玉福的《致读者信》刷屏了，无论是导演、学者，还是一些普通的读者、一些北师大学生，都在为这个书店的关门而感伤。

其实这家书店开了22年，因为年久失修，光线昏暗，墙皮脱落，楼上漏水泡坏了书，天气一热蚊子就多，地下室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环境并不宜人。书也越积越多，书架从地顶到天也装不下，像要溢出来似的，狭窄的过道堆着成捆成箱的书，一抬脚就可能踩到。有的地方干脆胡乱堆积成一座小书山，一旦被碰倒，整个地下室就乱套了。

可范玉福不在乎这些，他每天早上10点多就骑一辆小电动车来店里。他不是在书架间腾挪整理，就是弓着身子用那台十几年高龄的、已经泛黄的台式电脑搜集书的资料，有时晚上12点才回家。

2020年4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还很严重，他也每天开店。那时生意萧条，但对范老板来说，只要有人来买，哪怕每天只卖10块钱，能吃上饭就行。2003年“非典”时期，他也开着店：“只要我每天在这岗位上，就证明书店还在，我们还在抗争（就够了）……姿态得有。”

赵勇摄

静闲斋书店老板王培臣曾告诉学者冯立，范老板（有时大家直接尊称范老师）眼光好又精明，非常会经营，虽然很有个性，但是大家都非常服气。冯立也写道，大家去丰台西南物流中心或者朝阳王四营挑书进货，如果碰到范玉福，同行一般会先让他挑书，有些图书供应商甚至会优先给他派货。

回到最初，范玉福只是北三环边一个摆摊的，三轮车上搭块板，板上摆着那会儿大家爱看的历史人物传记，一度也卖过漫画书。后来，地摊升级成一个铁皮棚子，能遮风挡雨了。飘摇了15年后，1999年，盛世情书店在北师大东门对面正式开张，而书店最初的定位就是主营学术专著。

书店占据了当时最好的位置。那时，中国电影重镇就在以北师大校区为中心的“新马太”地区（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三处的集合）。那时，新人导演张一白去“新马太”都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他在微博上写道：“每次去那里，都得顺道去盛世情书店，久成习惯……那个阶段，年轻而努力，对未来充满信心，为未来而充实知識。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电影重心已然东移，‘新马太的故事已成传说，买书也已习惯网购。”

头几年，盛世情书店在地上一层有100多平方米的店面，店里除了范玉福和他的妻子范巧丽，还雇了三四个员工。遇到开学季，书店收银台处得排上10分钟队。但2005年之后，随着网购的兴起，北师大周边的民营书店陆续倒闭，只剩下盛世情。

范玉福先是缩减了店面，从地上100平方米变成了地上15平方米，再附加一个地下室。接着又裁掉了所有员工，只剩下他和妻子两个人经营。再往后，他干脆把地上的店面转租出去，分别租给过文具店、足疗店、美甲店。临街大门上“美甲美睫”的粉色灯牌、“养生足道”的亮黄色招牌彻底包围了“盛世情书店”古朴的实木招牌。

盛世情书店没有被“非典”、网上书店、电子书击垮，却在2017年11月2日收到了一纸来函——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要中断和书店持续了20年的租房合同，限他们于当年12月31日搬走。范玉福为此失眠了，头上还斑秃了。他发了一封回函：“接到函后，感到十分意外，措手不及，本店已经和贵厂友好合作近二十年，没有产生任何隔阂。”他还写道，家庭生活全部来源和财产都在店内的货物上，实际困难客观存在，无法搬走，因此恳请酌情考虑。

当时，《北京日报》记者路艳霞致电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得到的回复是：“只是因为和书店的合同已到期，今年不再续租了，这是纯商业行为。”半个月后，《北京日报》发出对盛世情书店的报道，书店受到媒体和有关部门的关注，又活了过来。但范玉福始终信心寥寥，在店里一直挂着“撤店大甩卖”的标识。3年来，范玉福一直告诉来买书的读者，不想干了，这店随时要关门，至于什么时候关还不知道，“等信儿”。

解脱

书店关门当天下午，“理想国”发了微博，转发量超过5万。编剧史航也发了微博：“虽然连告别都来不及说，但看到老板的告别信，觉得真好，社会人难有的风骨，文人还有。”张一白也写道：“瞬间引发回忆——我的青春和我的读书生涯和那个瘦削、戴深度近视眼镜、说话嗡嗡的老板，六十后面的‘花甲二字，刺目且伤感。”

我是在书店关门后第5天晚上见到范玉福的。盛世情书店里突然亮了灯，我去敲门，范玉福套着围裙，正坐在空荡荡的书架和几个纸箱子之间吃晚饭。明天就是这间店铺正式交接的日子。范玉福说：“这不在整理嘛，今天就完事了。我这些天一直没休息，在归置，多狼狈，你看。”

所有的书终于都被归置到三个地方：范玉福的家——“我家110平方米的房子，这些书现在基本得占用50平方米”，离书店不远的50平方米的半地下库房，以及最近刚租的20平方米的仓库。“解脱了，真解脱了，我在那个泥潭里拔不出来，有点沉浸在里面了。”提起已经关门的书店，范玉福没有丝毫遗憾。“（我）能被人家认可，尤其是被这些……读书人认可，我觉得知足了。这些读书人都不是一般的人，都是在圈子里有影响力的人，有话语权，你还想怎么样，人活一辈子，干一件自己知足、喜欢的事，那还不开心啊”。

原本他还指望两个儿子接管书店，但“时代不同了，人家有人家的生活方式”。两个孩子从小就不喜欢看书，也不常去书店，只在高中寒暑假时每天给50块钱才帮忙看店。但范玉福觉得，也不是非看书不可，“有（书店）这个环境的熏陶，土壤是肥沃的，就算你不读书，也能接触一些外边场合接触不到的东西，这里面没有铜臭，所以他们现在还像个男孩子的样儿，没有圆滑和狂妄自大”。

范玉福从小就跟随父母从马甸（盛世情不远处）下放到300里地以外的延庆县花盆公社，“山沟嘛，你知道”。多亏了知青们偷偷带去的书，以及小学三四年级时，老师任命他为图书馆管理员。“农村的图书馆能有多少书，但是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打开世界的窗口啊”。

他解释自己为什么开书店：“我也自私，开书店完全是为了自己能明白点事，说句不好听的，没裤子穿、吃不上饭我都不害怕，我就害怕思想没有改变，这是最可怕的，你这一代没改变，下一代还是这样，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脱胎换骨。”

书店关张后，范玉福打算回延庆开民宿，老同学、老朋友都在那儿。民宿里当然要设个阅览室了。但范玉福并不打算把盛世情的学术书籍运过去，谁看《新石器时代考古》这么深奥的书啊？

他会继续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卖书，至于以后还进不进新货——范玉福像被看透心思，笑了起来：“有合适的还接着进呗，就跟你们‘双11‘6·18‘剁手一样，我得的就是这病，怎么办啊，治不了了。”

就算这辈子卖不完库房里那些书，范玉福也不打算把书留给两个儿子：“你扔给他，将来你若不在，他们必然给你当废品卖了。”

曾有位来自沧州的老先生临终前给范玉福寄来了一箱书，那里有他保存的清代线装本《黄帝内经》和光绪年间的《诗经》，书脊都散架了，书页上都是虫蛀。老先生此前只来过盛世情书店几次，和范玉福并不算熟识。“他觉得这些书放在老家会被糟蹋，一张纸也不会剩下”。

现在范玉福也计划好了，等他离世，就让孩子们把书全烧给他：“我宁愿这些书跟着我走。”

（淑 琴摘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