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
1807年,法國有个鞋匠,娶了个太太,遭3个朋友忌妒,被诬告。鞋匠被软禁在一座城堡里,成为一个意大利神父的仆人。出来后,他继承了神父的遗产,还找到仇人,杀死一个,毒死一个,将第三个人的儿子和女儿坑害了。
1848年,法国鲁昂有个26岁的姑娘叫韦罗妮可,据说婚后因出轨情人,债台高筑,无法偿还,于是服毒自尽。
1951年,一对夫妇在哥伦比亚的苏克雷结婚。婚礼第二天,新郎把新娘赶回家。于是,新娘的兄弟将新娘的疑似前男友杀了。
大仲马受第一则新闻启发,写了《基度山伯爵》。
韦罗妮可丈夫的老师的儿子,即居斯塔夫·福楼拜,受第二则新闻启发,写了《包法利夫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受第三则新闻启发,写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无论多么荒诞离奇,还是多么平淡如水的故事情节,早已被生活提前写好了母题。
(野 亭摘自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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