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整个文艺圈为之震动，几乎所有的重要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消息。

中国文化史中，有那么多次见面，李白见杜甫，萧红见鲁迅，这些见面，各有各的情境，也各有各的缘由，但唯独三毛见王洛宾，是那么特别。他们不在同一个领域，不在同一种语境，甚至似乎不在同一个时代，但他们打破这重重坚固的“次元壁”，见了面，并且怀着善意，试图创造一份情谊。

只是我们都知道，这次见面的欢愉并没有持续太久。4个月后，三毛去世的消息传来，王洛宾写下一首名为《等待》的歌：

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再等待

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

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

且莫对我责怪

为把遗憾赎回来

我也去等待

每当月圆时

对着那橄榄树独自膜拜

你永远不再来

我永远在等待

等待，等待

等待，等待

越等待，我心中越爱

或许，他们在寻求更大的印证、指认和映照。

诗和诗的印证，诗人和诗人的映照。

1

我的朋友李修文写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中国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总有那么一两句诗词在等待着我们，或早或晚，我们都要和它们破镜重圆，互相指认彼此。”

他还说，中国诗词的好，不是因为一两句所谓的好句子，它早已变成身份证一样的东西。当我们的人生遇到一些关口、要害，当我们遭遇一些不为人知的幽微体验时，可以被这些诗词准确地映照。就是说，我们的经验和感受，已经被那些看似古老的句子说尽了，它们已经抵达终点，在那里等着我们。

如果有一天，我们还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哪些歌，在情感和经验的终点等着我们，等着我们的指认和印证，那么，王洛宾的歌，必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

王洛宾的歌，作为一个整体，冲破了自己所在的时代，也冲破了自己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在那遥远的地方》《掀起你的盖头来》《达坂城的姑娘》《在银色的月光下》《半个月亮爬上来》《永隔一江水》《青春舞曲》《康定情歌》，它们总是等在某个地方，等着映照我们。

2

只要你来过孕育过这些歌的地方，就知道它们为什么会被赋予这么强大的期待。

干旱、降水少、土地贫瘠，很多地方是荒山、戈壁、沙漠，山多、沟深，交通不便，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甚至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肉眼可见的村庄，也要走很久。

实地见识过西北的风貌之后，你才会知道，为什么西北人那样唱歌、那样穿衣服，为什么唱歌那么重要。

比如花儿的发声方式，那种竭力突破人体器官功能的极限，加强共鸣，强化声音穿透力的歌唱方式，以及唱歌的时候，把手搭在嘴边做喇叭状的姿态，都是为了让声音传递得更远。这是人在荒野中训练出来的歌唱方式。

还有新疆乐手在演出时，往往有大量的即兴、变奏，不管你是舞者还是歌者，想要加入他们，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才能建立默契。那是因为他们的演出，通常是在家庭、村镇的聚会上进行的，没有形式的限制，也没有时间的要求。反而，因为白天太长了，出行太远了，有大量的时间需要消磨，每一首歌都要变来变去，每一次循环，都要加入新的元素，才能抵抗漫长的时间和遥远的距离。

所以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说，一个地方的艺术，和这个地方的地理、气候、物产乃至居民性格，息息相关。

只有从这些元素里长出来的歌，才有强大的力量。这些歌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呢？李修文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解释，因为这种从原始的环境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文化，往往是“根本词汇”，或者也可以说，是“元故事”，是我们最基本的情感要素，也是最基本的叙事结构模型。

就像荞麦说的：“我发现人有一个特质，那就是你刚好能承受你所遭遇的。”

王洛宾在他遭遇的那些人生重要关口，遇到了那些歌，记下了那些歌，并用自己的方式，对它们进行了再创作。那些歌因此就像黑匣子，记录了那个时代，也记录了那个时代里的人的特质——那个时代，人似乎更浓烈、更淳厚。那些歌更记下了乱世之中的情谊、勇气和乐观。在曾经的荒莽乱世中，人们依然热烈地唱着姑娘、大眼睛、月亮、哈密瓜、玫瑰花。

三毛写给王洛宾的信

最重要的是，王洛宾和他的歌，蕴藏着一种可贵的信念，他相信“音乐世界的绝对真实”，那些人的浓烈特质，那些勇气和乐观，爱和希望，是真实的。不是出自歌者的虚妄，也不是出自创作者的无限度添加。而是因为“在苦难之中，为别人创造出美好，这就是生命力”。

这种相信，让他的歌成为信念的载体。

承载信念，歌是效率最高的载体，因为“语言有时容易产生误解，所以用音乐”。

记录了这些人和事，蕴藏着这种热情的歌，就像煤块，储存了太阳的能量，在人们需要的时候释放出来。

不论在什么时代，不管是在新疆、青海还是其他地方，这些“煤块”都能熊熊燃烧，释放出爱、希望和勇气。

“歌”这种东西，在这里被夸大了，它成为地外星球的生命驱动元素，成为几代人的激情催化剂。

3

我们本地有句俗语，“吃了五谷想六谷”，五谷，是生活之必需，六谷，是余情余孽，是奢望，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一切。但事实上，“五谷”中就已蕴含“六谷”，我们不是为生活必需的饮食而活着，而是以生活必需为支撑，去追求那些“六谷”。

当生命终止的时候，“五谷”是要还回去的，而“六谷”却能留下来。就像谢铭祐在《泥土》里唱的，“从土里来，往土里埋”，他唱的是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我们的身体，与泥土、青草、朽木同构。但那些来自泥土的歌，却能摆脱这种宿命。

王洛宾和他的歌，也是这种带着使命的歌。可能在他游走西北大地，收集歌曲，记录歌曲，改编再创作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这种使命是要拉远距离，要从“大历史”的角度才能看到的。

他只是忠于他的信念，用他的方式，去收录蕴藏在那些原初民歌中最基本的东西：爱情、热情、生命力、勇气、忧伤，并且对它们进行再创作。但正是因为这种懵懂，这些歌才毫无目的，也因此蓄满生命的原动力，才能成为“根本词汇”，成为“元故事”。

这些“根本词汇”，不管包裹了什么样的地理、民族外衣，不管用了什么节奏、乐器，都不会阻碍它们被理解、被领会，更不会阻碍它们的传播。即便他歌里的月亮换成星星，草原换成森林、换成大海甚至都市，这些歌依然成立，歌里的情愫依然芬芳。

这也是所有“歌”的使命。

在苦难中，创造美好，在荒漠中，点燃篝火，这就是歌的生命力所在。人们相信这样的未来，也就更愿意吟唱和传递这樣的歌，歌因此获得了久远的生命力。

（小 六摘自微信公众号“韩松落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