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可能推动了经济发展

“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写道：“我们能够喝到牛奶，吃到猪肉，并非因为奶农和屠夫的馈赠，而是因为他们在追逐利益。”他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并非来自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而是来自利己之心，来自每一个人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欲望。

所以亞当·斯密接着说，人们从事劳动，未必抱有增进社会利益的动机，但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社会，人们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而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们本意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即请给我我所需之物，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求的东西。

由于人与人之间天赋与才干有所不同，为了更有效率地赚钱，每个人都会依据自己的专长，选取自己能以较低成本从事生产的工作，然后在市场上与其他专业者进行交换，以获取自己所需。这样一来，社会上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专业化分工，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随之提高。

在《国富论》出版近100年后，达尔文又从生物学家的视角，佐证了亚当·斯密的观点。

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的核心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实就是在说，所有生物的繁荣和自然选择，都是生物体从自身欲望和动机出发所产生的结果。

又过了100年，1976年，英国演化生物学家、新达尔文主义的忠实拥趸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人的自私并不是后天养成的，不仅仅是适者生存的结果，而是源自基因。也就是说，自私不是一个假设，而是源自基因的本能。

举个例子，雌鸟在感知到危险时，可能会假装一瘸一拐地行走，从而吸引捕食者的注意力。雌鸟为了保护雏鸟而甘愿承担被猎食者猎杀的风险，大概会让你想到“奉献”一类的词语。但理查德·道金斯近乎冷血地发问：雌鸟的行为会不会正是由自私的基因驱动的呢？雌鸟的自我牺牲纯粹是因为基因在雏鸟身上能够获得更长久的传承。

经济学家与生物学家的研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共识，即人的自私或者利己行为，能在无意之中创造出公共福祉。

现在，你对“自私”大概有了新的理解。

一个极度自私的人，是没有真朋友的，注定是孤独的，无法成就任何事业，但自私本身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两种极端的状况：第一是拒绝对等付出的极端自私，第二是打着大公无私的旗号来攫取个人利益。

当我们能够以更理性的态度面对自己和他人的自私，我们就会对自己和这个社会有更清醒的认识。

（杨子江摘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辛 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