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暴雨是在半夜来临的，我正在酣眠。后来，电闪了，雷鸣了，再后来整个大地都被暴雨敲响，动静相当大。暴雨之夜并不安静，但是，也许有人会同意我的观点，暴雨的吵闹声反而有助于睡眠。

一觉醒来，空气清冽，令人神清气爽。我们家门口的操场成了风景——那是一块平淡无奇的泥地，因为一夜的暴雨，被冲刷得平平整整，仿佛等待书写的一张白纸。

孩子有孩子的狂野，这狂野就是破坏。孩子见不得平平整整的雪地，也见不得平平整整的泥地。但凡有平整的雪地和泥地，孩子一定要让它们铺满自己的脚印，精疲力尽也在所不惜。

但这个上午，我对平平整整的泥地动了恻隐之心。我不想破坏它，相反，我要尽我所能地保护它。我没有在操场上留下我的脚印，没有让操场布满疤痕。

暴雨之后通常是艳阳天。大约在午后，骄阳把湿漉漉的操场烤干了。我光着脚，来到操场。操场是滚烫的、松软的，当我踩在上面时，会留下我的脚印，但是，泥土没有被翻起来，操场上依然没有疤。

我想在操场上写字，这个念头在刹那之间就产生了。几乎就在同时，我决定了，写我父亲的名字。

父亲的名字向来是一个忌讳，一个孩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无缘无故地使用父亲的名字。我还要强调一点，我害怕我的父亲——因为忌讳，因为害怕，我决定写父亲的名字。

我找来一把大锹。现在，这把大锹就是我的笔。

我目测了一下，把操场分成两半：上半部分，我要写一个扁扁的“毕”;下半部分，我则要写一个扁扁的“明”。

在开始书写之后，我意识到，操场的实际面积要比我估计的大得多。我提着锹，用尽全力，几乎在奔跑。有好几次，因为提大锹的角度有问题，我跌倒了。但是，跌倒了又怎么样呢？什么也阻挡不了我对忌讳的挑衅，什么也阻挡不了我对恐惧的挑衅。我心花怒放啊。

我要说的是，我最终完成了我的杰作。“毕明”那两个字被我用大锹“写”在了雨后的操场上。我气喘吁吁，巨大的操场被我刻成了父亲的私章。操场坑坑洼洼，我则心花怒放。

父亲后来过来了，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让我紧张万分。他还看了一眼操场，就站在自己的名字上。很奇怪，他没有认出自己的名字。他有些茫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忙什么。他有些狐疑，因为他的儿子满身是汗。

但父亲到底也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他都站上来了，他只要用心一点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都暴露了。谢天谢地，我干了，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许多年之后，我们家已经在中堡镇了，父亲给我讲苏东坡的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就坐在父亲的身边，突然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我的小心脏都拎起来了。我偷偷地笑了。这两句诗不用他讲，我比他还要懂——我曾经亲手把我的父亲送到“庐山”上去，他自己都没能认出“庐山”，还给我讲这句诗呢。

我不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也没干过什么大事。可是，我懂得一个道理，如果你决定“干大事”，一定要往“大”里干，当“事情”大到一定的程度，再危险都是安全的。

（余 弧摘自人民文學出版社《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一书，沈 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