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禁区”

崔鹤同

20世纪80年代，一位编辑约萧乾写一篇关于巴金的回忆文章。萧乾首先想到巴金的一桩感人事迹。

1947年，巴金的一位老友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当时，学生正在开展“反饥饿”运动，校领导竟然纵容国民党军警开进校园，野蛮地将十几名学生从宿舍抓走。在校务会议上，巴金的这位老友拍案怒斥，因而遭到解聘。1949年，这位朋友在人民政权建立的前夕不幸与世长辞，而他的夫人早在1938年就已去世，这个家只留下了两个孩子。

听说这一对孩子当年曾受巴金一家的照顾。萧乾写信给与他较熟的那个女孩（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希望了解一些关于此事的细节。萧乾万万没想到，自己会碰一个硬钉子。女孩回信说：

对于您的要求，我实在難以从命。我爱李伯伯（巴金本名为李尧棠），就像爱自己父亲一样。他的话我是要听的，他不喜欢我们谈他写他，也不喜欢我们对报纸杂志谈及我们和他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是严格的。我一定要尊重他的意见，不写他，也不乱说他……

看完这封短信，萧乾大为失望，他知道，这是巴金的“禁区”。这使萧乾又想到了另一件事。

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时，编者记得萧乾曾在干校的稻田里讲巴金发现《雷雨》的逸事，就想请萧乾把它写出来。但萧乾知道巴金不愿别人提及此事，他要写，必须打通巴金这一关。于是，他就写信给巴金，反复强调自己的出发点是希望新一代编辑们能及时并认真地看所有来稿。因此，巴金才勉强回信说：

关于《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了。事实是：一次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好一些，怎样组织新的稿件。他说，家宝写了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件拿来。我在三座门大街14号的南屋一口气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

1934年7月，曹禺的《雷雨》通过巴金之手，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出来，并成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也成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奠定了曹禺现代话剧开山鼻祖的地位。

（田龙华摘自《人民政协报》2021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