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9岁以前，外婆家还是外婆家。9岁以后，外婆家变成了外公家。原因很简单，外婆走了。每一个人都努力地在口头禅中抹去“去外婆家”的痕迹，于是变成了“去外公家吃西瓜吧”“今晚到外公家聚聚啊”。外婆刚走那两年，大家时不时还会顺嘴说错，就像每次跨年后在日记本上打开新的一页时，我总是习惯性地写成上一年的日期，又马上反应过来划掉。

“外婆”成了生活里的过去式，也被划掉了。

我不敢提起外婆，怕妈妈伤心;妈妈不敢提起外婆，怕外公和姨妈们伤心。每一年我们都需要辞旧迎新，但总有一些“旧”，我希望它一直在那儿。

有一段时间我总在想，对大多数人而言，当外公和外婆都健在时，为什么我们还是更喜欢用“外婆家”来指代？叶佳修写的是《外婆的澎湖湾》，周杰伦的《简单爱》里唱的词是“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看看”，大学时我很爱吃的那家连锁杭帮菜，也叫“外婆家”。

后来我明白了，“外婆家”和“外公家”是不一样的。虽然在物理空间上，两者指向同一处地域、同一栋老宅，但是“外婆家”就是不一样。

外婆家到了饭点，总有人喊我们：“小猴子们快下楼来吃饭啦！”外公家到了饭点，舅妈喊我们：“快去辉叔家把你们外公喊回来，他打牌打得又忘记吃饭了。”

外婆家的客厅永远有充足的花生、瓜子和新鲜的小柑橘，我爱吃的山楂片和凤梨酥;外公家的茶几上有抽不完的水烟烟草，泡不完的铁观音茶叶。

外婆家的柴房顶上总有白猫跳过，柴门后放着外婆留给它和小猫们的晚餐;外公家不再有大猫或小猫光顾，外公举着大扫帚喊：“昨晚我在杂物房里看见好肥一只大老鼠！”

外婆家的出行工具是三轮车，外婆蹬着它，带我和小板凳一起去市场，又载着我、小板凳和买的菜一起回家，一边蹬车一边说：“今晚吃溪妹妹最爱的鱼丸。”外公家的出行工具是“哼哧哼哧”的老式摩托车，前面装着大大的油瓶，刚好还能放下外公的脚，后面的座位大概只有一块砖头那么大，还是硬硬的金属板。我们嫌它太硌屁股，外公不好意思地，露出缺了一颗牙的笑容。

外婆家的枕头有香香的阳光味，蓝色碎花枕套里装着每年新鲜采下的“阳光叶”。细细长长的树叶子，被晒得松脆又清香。夜里睡得闷热时翻个身，耳畔便响起风摇动树叶般的声音，沙沙沙沙，叶子们唱起晒太阳时的歌。

外公家的枕头是硬邦邦的竹枕，蜂蜜色的小方块棋盘般排列好，像整齐的牙齿。等你睡着时，它便悄悄张开嘴咬牙切齿，一口夹住你的头发丝，所以每次起床时都必须向它上缴几根头发。

外婆的照片，被高高地摆放在大门正对着的八仙桌上方，和挂钟一样高。

外公从来没说过想念外婆。但他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搬来木梯，爬上去，在神龛里点上三炷香，稳稳地插在照片前，再轻轻擦去镜框上的灰尘。

那时候的我觉得外公就像动画片里的机械表。一到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就像那只一到整点便从挂钟里准时弹出的小鸟一样，敬业而忠诚地搬来木梯，完成他一天的仪式。只是，外公和久未保养的机械表一样，渐渐变慢。外公的腰越来越弯，爬上去再爬下来所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后来，大家不让外公上去了。听完女儿们的决定，外公站在一旁沉着脸，不说话。满满弟弟突然说：“以后我上去吧。”外公的眼睛亮了起来，满满弟弟就这么接替了外公的“职位”。外婆走的那年，满满弟弟才6岁。今年他18岁了，长得比外公、比舅舅都高。

老宅也迎来了新的脚步声、哭声和笑声。外婆走后的第6年，小姨又怀孕了，在我中考完的那个暑假，诞下了一位哭声响亮、眼睛大大的糖妹妹。老宅的客厅里不再只有抗日剧的寂寞声音，糖妹妹在沙發上爬着，在茶几前跳舞，挥摆着肉肉的小手。她坐在外公腿上摸他硬硬的灰色胡子，把外公逗得哈哈大笑。

我们都舍不得把目光从糖妹妹身上移走。她走到哪里，我们一大群人就像跟屁虫一样跟到哪里。外公把他那辆已经老得喘不上气的“硌屁股”摩托车，换成了平稳舒服的小电驴，每天去幼儿园接糖妹妹放学。

糖妹妹没有见过外婆，但她一定知道外婆很爱她。因为她最爱来外公家;因为外公家的每一个人，都很爱她;因为在很久以前，外公家也是我们最爱的外婆家。

（李金锋摘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李小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