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
我们把这一困境称作“电车难题”。
大多数人似乎相信，不但可以，而且应该让电车转向那条铁路支线——这是道义的选择。
“电车难题”第一次出现在1967年的《牛津评论》上。它的提出者菲利帕·富特肯定没想到，她的这个刊登在一本艰深难懂的期刊上、用一篇长达14页的文章进行阐述的难题，后来不但催生了一个迷你学术领域，而且开启了一场延续至今的争论。
这场争论吸引了哲学史上最为著名的道德思想家——从阿奎那到康德，从休谟到边沁，并且捕捉到了我们道德观中最为基本的矛盾。为了检验我们的道德直觉，哲学家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超现实场景：活板门、大转盘、拖拉机，还有吊桥。而在上文提到的那个场景中，电车正在冲向五个倒霉的人，读者会想到许多拯救他们的方法，但代价是牺牲另外一个人的性命。
一般而言，受到死亡威胁的五个人是无辜的，他们本来不该遭此劫难。为了救这五个人而要杀死的另外一个人通常也是完全无辜的。这五个人同这一个人之间一般也没有瓜葛，他们非亲非故，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恰巧遭遇了同一场灾难。
我们很快就会遇到“胖子”。我们如何对待他是本文的核心难题，这一难题已经困扰了哲学家们近半个世纪。关于这一话题已经发表了太多的文章，以致一个幽默的新词应运而生——“电车学”。
作为“电车学”已经进入大众意识的证据，发生在英国前首相身上的例子常被引用。2009年7月，在进行TED直播演讲时，一个提问者向戈登·布朗提出了下面这个具有迷惑性的问题：“你在美丽的海滨度假，有人报告说发生了大地震，一场海啸正朝海岸袭来。海滩的一头有一座房子，里面住着一家五口的尼日利亚人，海滩的另一头住着一个单身的英国人。你的时间只够通知其中一家，你会怎么办？”在听众的窃笑声中，布朗先生——不愧是个政客——巧妙地规避了前提，答道：“用现代通信方式警告双方。”
然而，有时候你不可能警告双方，更不可能拯救所有的人。政客们的确需要做出生死抉择，医疗系统的官员们也是如此。医疗资源有限，是资助一种药品的研发以拯救X个人的性命，还是资助另一种药品去拯救Y个人的性命，当一个医疗机构面临这一选择的时候，其实遇到的就是“电车难题”的一个变体，只是这一变体不涉及杀死谁的问题。
我们将会看到，“电车学”已经衍生出了细微但重要的差别。比如，是救五个人还是救一个人？是否要为救五个人而牺牲一个人？纽约州北部的西点军校是美国培养未来军官的地方，作为哲学和“正义战争”理论必修课的一部分，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学习“电车学”。辅导员称，这有助于区别美国发动的战争与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一方是瞄准军事设施，并知道攻击肯定会伤及平民;另一方则是故意瞄准平民。
“电车学”虽然由先验派哲学家首创，但现在已经不是他们的专属了。过去十年中，这一伦理学的分支与许多学科发生了交汇——包括心理学、法学、语言学、人类学、神经系统学以及进化生物学，就连哲学最时尚的分支——实验哲学，也参与其中。
现在来看看器官移植的案例。设想有五个重病患者，都需要器官移植。有两个需要肾脏，两个需要肺，一个需要心脏。如果今天得不到器官，他们就会死亡。幸运的是，一个有着匹配血型的无辜的健康年轻人来做年度体检。外科大夫是否应该把他杀死，把他的器官取出来救这五个垂死之人呢？一般我们会觉得这个提议糟糕透顶。
福特曾经将为了救五个人而牺牲一个无辜的人的岔道情景与杀死一个健康的人并用其器官救五个病人的医院情景进行过比较。通过引入另一个“电车难题”，让这一对比变得更加残酷。
这回你站在铁轨上方的天桥上，看到电车沿着轨道呼啸而来，前面有五个人被绑在铁轨上。这五个人能获救吗？当然，道德哲学家在救人方面又作了狡猾的安排。有一个大胖子正在倚着栏杆看着电车。如果你把他推下天桥，他会跌在下面的铁轨上。他过于肥胖，以至于他的块头足以让电车颠簸着停下来。悲哀的是，这一做法会要了胖子的命——却会救了那五个人。
你会杀死这个胖子吗？你应该杀死这个胖子吗？
（堂 邦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一个关于对与错的哲学谜题》一书）
链接：“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哲学家与社会学家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辨来探讨进退两难的道德问题，诸如堕胎、战争、牺牲少数成全多数等。“电车难题”最早是由牛津大学哲学教授菲利帕·富特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功利主义。如二战期间，伦敦饱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之苦，丘吉尔授权英国情报机构伪造飞弹爆炸地点的情报，避免了更多的人员伤亡，但也造成了南部较穷困地区人民伤亡惨重。即使在如今已知结果的情况下，这个决定仍然遭到诟病。在本文所述的岔道情景中，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改道，用一个人的生命换取五个人的生命。然而，在胖子情景中，大多数人不愿意将胖子推下铁轨，以拯救另外五个人的生命。人们看上去没有绝对的道德准则，所采取的手段会因条件、对象甚至语境的不同而截然不同。我们的道德直觉似乎在功利主义面前不堪一击。但以多胜少的功利主义是否就是应然之道？著名哲学家戴维·埃德蒙兹就“生命的数量或生命的质量能否作为利益衡量之标准”“少数服从多数真的是最正确的答案吗”发出追问。埃德蒙兹在书末写道，他不会选择将胖子推下桥。然而，矛盾的是，这类道德窘境绝不可能在多数人中间得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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