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不高兴
出差归来，搭乘机场巴士。巴士从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开过来，司机以“门坏了，打不开”为由，拒绝了我把行李放进行李箱的请求，无奈之下我只能忍着腰疼把行李搬上车。终点到了，我无意中发现，司机在驾驶位上按下按钮，行李箱的门竟毫无障碍地自动打开了，人们取走行李，大巴扬长而去。
事后思量，我当时就该拨打投诉电话。或者，机动车不能“带病”上路，在机场时我就应该坚持要求把行李放进行李箱，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景不外是：司机妥协了，打开行李箱;司机不妥协，我也不让步，车上的乘客着急了。我相信，较真的行为会告诉司机及旁观者：有人盯着呢，做人要诚实。可当时我又如何断定司机在说谎呢？
日常生活里，碰到大奸大恶之人的机会不多，遇见的通常是那位司机这样的人。而看不见最终结果的小恶小坏，往往会酿出恶果。20世纪60年代，一场对一个纳粹军官的审判，让一位政治思想家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谁该对600万犹太人的生命负责？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每一个未曾制止或参与了纳粹暴行的普通德国人，也许他仅仅只看着别人或只是执行了驱赶犹太人的命令，但这就是犯罪链上的一环。不限制或直接参与显而易见的恶行，就是“平庸之恶”。抵制或拒绝它，是件知易行难的事。对秉承“退一步海阔天空”处事原则的中国人，尤其困难。我们遇事，第一选择往往是能忍则忍，息事宁人。可刀在心上，结果人人不痛快，个个被压抑。早在1984年，就有人发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展示了某些人的种种自私懦弱之相，如今在我们身边，依然不时闪现。
好在与30年前相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生气”了。比如一位叫何奎的旅客，因火车票在车上不慎遗失，被工作人员拦在了出站口。出示身份证、购票短信，展示邮件，一切信息皆能证明他是购票乘车，但他仍被要求全额补票，理由是铁路部门有规定。何奎在补票出站后，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一纸诉状把铁路部门告上法庭，赢回了自己的补票票款。
何奎选择“不忍”，购票实名制和网络支付为他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利用法律，他成功讨回公道。何奎代表“沉默的大多数”，向有关部门的不合理规定喊出“我不高兴！”即便有关部门依然“嘴硬”不认错，但这声警示，他们定然不敢充耳不闻。
历史的进程，有时候就是因小人物的“不高兴”而改变。“她静静地坐在那儿，然后世界就为之改变。”1955年12月，一位黑人妇女厌烦了每天遭受不公平待遇，在美国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上拒绝为白人男子让座，而她也因此被逮捕。几天后，这位裁缝女工拒绝缴纳罚款，在法庭上公开批判种族隔离制度。数千名黑人站出来声援这位叫罗萨·帕克斯的女人，大家自发地拒乘公共汽车，直至一年后，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违宪。
帕克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我们身边，挑战不公的人并不孤单。对包月流量月底清零的做法，手机上网用户意见很大，多人多次将运营商告上法庭。官司虽然输了，但运营商也不敢再胡抡“国际惯例”大棒，在推广4G业务时，对流量采取了要么季度清零、要么年底清零的变通做法。
当小人物“讨厌屈服”时，要求解决问题的诉求，往往就是推动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的驱动力。在完善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当更多的人有勇气大声说出“我不高兴”时，或许，一个时代会由此开启。
（空 空摘自《工人日报》2014年11月14日，夏大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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