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和他的妻子们
假如你嫁给了一位作家，最重要的戒律可能是：你不能遗失丈夫的手稿！假如必须在文学史上选出一个作家的妻子在恐惧中汗如雨下的场面，那一定是海明威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逊丢失手稿的那一天。那一天，她所乘坐的火车驶离巴黎后，她狂乱地在车厢中翻找，意识到她已经把放置丈夫所有手稿的皮包落在了站台上。她后来一定琢磨过，那件事是不是他们原本完美的婚姻的第一道裂痕，从此两人的关系再也无法弥合。
伯尼斯·克尔特写的《海明威的女人们》是大量揭示海明威声名狼藉的爱情生活的作品之一。书中提到，哈德莉到达洛桑时，面对正在车站迎候她的丈夫，她紧张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根本不敢将发生在巴黎车站的事情和盘托出。在海明威安慰她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至于坏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之后，她才如实说出事情的原委。听到这一消息的海明威尽力保持冷静，这在哈德莉看来比暴跳如雷还要可怕——“他如此努力地强装出无所谓的表情，而这正是让她感到恐怖的原因所在”，克尔特接着写道：“哈德莉浑身僵直地看着他登上当天返回巴黎的火车，他必须去找回丢失的手稿。”
手稿丢失后，海明威当时已经完成的作品只有两部短篇小说幸存——一部恰好放在书桌抽屉内，另一部当时已经送纽约编辑审读，但其他所有手稿，全部无影无踪。海明威从来没有真正走出手稿遗失的阴影，过了几十年，只要有人提及当年发生的事，哈德莉就禁不住战栗。
从哈德莉到宝琳
手稿遗失事件发生4年后，宝琳·费孚走进了哈德莉和海明威的婚姻生活。她决意要拆散这对夫妻，而令哈德莉痛苦的是，她又一次看到丈夫那种“强装出的无所谓表情”。宝琳是个时髦的富家女，在《时尚》杂志工作，在旅居巴黎的美国人社交圈中十分活跃。相比而言，哈德莉比海明威年长8岁，而且在生完孩子之后身体发福，不再具备什么吸引力。
宝琳是在海明威完成中篇小说《春天的激流》时，进入他与哈德莉的社交圈子的。这部小说将讽刺的矛头对准了自命不凡的作家，尤其是舍伍德·安德森。问题在于，舍伍德是哈德莉和海明威一直交往密切的老朋友。哈德莉认为《春天的激流》是对友情的残酷背叛，海明威的朋友约翰·多斯·帕索斯采取折中态度，认为作品本身挺有意思，但不适合发表。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宝琳出手了——她旗帜鲜明地表示这部小说机智有趣，敦促海明威尽快发表。
说到玩弄手段，海明威实在是行家里手。他用10天时间就完成了《春天的激流》，不仅将其作为讽刺美国文学界的利器，还以这部作品为借口，中断他与Boni and Liveright出版公司的长期合作。海明威与公司签订的合同规定，他接下来的3部作品必须由该出版公司出版，只有在公司单方面拒绝出版海明威提交的作品时，合同才会失效。《春天的激流》将公司逼到进退维谷的境地：舍伍德·安德森恰恰也是公司的签约作者。公司不得已，只能拒绝出版《春天的激流》。这样，海明威就获得了合约自由，他与名声更加显赫的Scribners公司签订了合同，他们负责了《春天的激流》以及海明威之后所有作品的出版。
哈德莉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发展，但她是一个从不多半句废话的女人。宝琳则善于用甜言蜜语轰炸海明威，不断奉承他，很快吸引了海明威的注意力。1925年与海明威夫妇一同去奥地利度圣诞假期时，她请海明威教她滑雪，借此机会调情献媚。宝琳口是心非的表演技能一流，就在她不遗余力勾引海明威的同时，她也给哈德莉写信，不乏“我想念你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之类夸张的亲密语言，还恳求哈德莉快些回巴黎。
1926年2月，海明威与宝琳多半已经有了不正当的亲昵关系。这时的海明威情绪高涨，《太阳照常升起》已经完成，交给了新的出版公司。宝琳也同样情绪振奋，她的精心策划已经有所回报。哈德莉虽已有所警觉，但她仍然希望这只是一段能很快过去的风流韵事。那一年春天，哈德莉、宝琳和宝琳的妹妹吉妮相约去卢瓦尔河谷旅行，途中宝琳对哈德莉出言不逊、傲慢无礼。
当哈德莉当面质问海明威时，他不仅否认了婚外恋情，还玩了一种经典把戏：他反责哈德莉，说她居然有此怀疑，实在过分。不知情的哈德莉继续“纵容”了婚外情的发生——她允许宝琳随她与海明威一起去蔚蓝海岸度假。哈德莉在几年后苦涩地写道：“三个早餐盘子，三件晾在绳子上的湿浴衣，三辆自行车。宝琳教我学潜水，可我就是学不会。”
没多久，海明威就与哈德莉分手，开始和宝琳在巴黎同居。哈德莉提出一个条件：她建议海明威与宝琳分开100天，假如100天后他们仍然希望和对方在一起，她就同意离婚。在这段冷却期，哈德莉返回美国，心情异常凄苦。她写信给海明威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就是一个人，我就是你。”
哈德莉重回到巴黎时，她告诉海明威她需要花上几天时间静心想想他们的境况，希望他能在这几天中好好照看儿子。1926年11月26日，100天冷却期后没过多久，哈德莉告诉了海明威自己的决定：同意离婚。海明威承诺将《太阳照常升起》的收入全给哈德莉。她表示感谢，并说希望他还能继续与儿子保持密切的关系。在那些商议离婚具体事务的信中，她像此前愉快相爱时那样，署名为“妈妈的爱”。道别的日子来临，海明威租了一辆马车，将哈德莉的家当送往她的新公寓。一路上他禁不住泪流满面，此时的哈德莉看起来却似乎不为所动。
从宝琳到玛莎
第一段婚姻解体5个月后，海明威与宝琳正式结婚。不久海明威就写出了《永别了，武器》。在这段婚姻的第11个年头，他们已有了3个儿子。某天，在海明威频繁光顾的“醉汉乔伊”酒吧，他与一群游客不期而遇。这群人中有一个身着黑色棉质连衣裙的金发女孩。海明威次日晚上抱着与这个金发女孩再次相遇的愿望，又来到酒吧。那天晚上，宝琳在家准备了一场晚宴，而海明威没能及时回去参加。
虽然哈德莉和宝琳都已足够聪明，但1936年时28岁的玛莎·盖尔霍恩却是那个有野心与海明威并驾齐驱的人。她与哈德莉同样毕业于布林莫尔学院，但与哈德莉不同的是，她极为渴望成为专业作家。她与宝琳一样曾供职于《时尚》杂志，但是与宝琳不同的是，她在《纽约客》和《时尚芭莎》发表了短篇小说，并已经出版过一本关于美国贫困问题的著作。玛莎的基因注定她的生活目标绝不是取悦男性，而这或许就是她与哈德莉和宝琳最本质的区别。
玛莎对外经常用的名字是更加时尚中性的“马蒂”。遇到马蒂后，海明威前往西班牙报道内战，但拒绝妻子宝琳陪同前往。很快，马蒂就前往已被围困了4个月的马德里与海明威相见。他们在那里秘密同居，直到一枚落在旅馆屋顶上的炸弹让每个房间的住客都不得不撤离时，他们的私情才被发现。
没过多久，马蒂就成为美国鼎鼎大名的左翼周刊《科里尔》的通讯记者。她和海明威一同坐在装甲车中往返于前线与后方。1939年，海明威与宝琳分居。翌年，他在与宝琳正式离婚3个月后，和马蒂结婚。
做海明威的妻子和做他的情人完全不一样。马蒂习惯于奔走在世界热点地区采访报道的生活——她倾心于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乱世，例如苏联围困下的芬兰、希特勒势力扩张时期的中欧，她希望自己能书写这些事件。而海明威习惯于与顺从男人意志的女人一起生活，他适应的是不像他自己那样暴躁的女人。或许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妻子不如自己写得那么好。当马蒂于1944年春天在意大利前线采访时，雷霆大怒的海明威给她发了一封电报，质问道：“你是战争通讯记者，还是我床上的妻子？”
如果说，一个作家妻子需要遵守的“十诫”中的第一条是“不要遗失手稿”，那么对于记者的另一半而言，要遵守的戒律就是“不要抢走配偶的饭碗”。海明威知道《科里尔》周刊只需要一名前线记者，也深知以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名气，包括《科里尔》在内的任何一家美国杂志都会张开双臂欢迎他加入。因此，1944年4月，在马蒂已经为这家杂志供稿7年后，海明威抢走了她的工作。
这还不算最卑鄙的。当他在一架专门将记者与演艺界人士从美国运载到欧洲战场的飞机上得到座位，马蒂问他是否能帮助她也获取一个座位时，他回答：“不，不行，这架飞机只载男乘客。”实际上，不少女乘客都上了这架飞机。马蒂不得不登上一艘装满炸药却没有救生艇的货船，作为船上唯一的乘客去往前线。
在海明威到达伦敦几周后，她终于也到了。她在医院找到了海明威，发现他因脑震荡入院，病房中有一个侍从，床下堆放着香槟和威士忌酒瓶。马蒂认为，这在战争期间是极不合适的。她走出了病房，也永远走出了他的生活。
直到今天，她仍以“出色的战地报道记者玛莎·盖尔霍恩”为人们记住。“战争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她曾如是说。她是在达豪集中营解放时进入报道的极少几名记者之一。她写道：“在铁丝网和电网后坐着一具具骨架，坐在暴晒的太阳之下抓虱子。他们看不出年龄，看不出形体;他们都长一个样，是你永不可能想象的模样，如果你够幸运的话。”
玛莎之后还有玛丽
1946年，海明威与《时代》周刊记者玛丽·韦尔什结婚。两人在海明威于伦敦住院之前相遇，仅在第三次见面时，他就向玛丽求婚。玛丽后来回忆道，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海明威就说：“玛丽，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想和你结婚……你那么美，就像蜉蝣。”他们一同周游欧洲，然后前往非洲，在两天之内经历了两次飞机失事。没过多久，海明威在一场森林大火中被烧伤。几个月后，他在欧洲对身体做了全面检查：肝肾破裂、肩膀脱臼、头颅损伤。
在海明威漫长的体力衰退和酗酒生活中，玛丽一直照顾他，不管他是摔碎她的打字机，还是与一个年仅19岁的女孩传出绯闻，玛丽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哈德莉和海明威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她后来嫁给了普利策奖获得者保罗·莫勒，过着稳定的婚姻生活。宝琳与海明威离婚后再未结婚。玛莎·盖尔霍恩此后有过很多男友，在1954年与《时代》周刊的执行主编结婚，这段婚姻维持到1963年。
人们一定想知道海明威的前妻们是否都读他的作品，毕竟，她们一定能在他的作品中认出一段段婚姻的痕迹。不管怎么样，哈德莉活到了1979年，而玛莎活到了1998年，她们的寿命足够长，都看到了前夫由于厌女癖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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