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闻见　赵金燕

2017年4月24日，在北漂的第25年，育儿嫂范雨素火了。

发布仅几小时，一篇名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席卷全网，阅读量迅速突破百万。时年44岁的范雨素，以倔强而柔韧的笔触，用冷淡却幽默的语气叙述了自己与农村家人的故事。文章爆红之后，人们惊艳于范雨素的文字，感叹她育儿嫂的身份。在“标签化”的理解下，新闻记者与出版社编辑络绎不绝地赶往北京。

面对滚滚而来的“狂风巨浪”，范雨素感到措手不及。重复的自我叙述让她逐渐感到焦虑与不适，各类活动的邀约更让她意识到，媒体是在“消费”自己。

她想躲起来，躲开这风暴中心。

范雨素的家乡在湖北襄阳东津新区打伙村。范雨素小时候，母亲忙得顾不上管她，她长时间浸淫在大量的纯文学作品里。对年幼的范雨素而言，最难以忘怀的是《飞天》上刊登的乞丐哲学家第欧根尼的故事——当国王亚历山大巡视大街，询问以木桶、讨饭袋和水杯为全部财产的第欧根尼“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时，第欧根尼躺在木桶里，懒洋洋地说：“你可以站到一边，不要挡到我的阳光。”

9岁的范雨素在田野中一边放牛、割草，一边写老师布置的作业时，觉得自己每天的生活太忙、太累了。那时，她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一个像第欧根尼一样的哲学家。

这种对于第欧根尼式自由的向往，深深融入范雨素的血液，推着她向狭小村庄外的广阔天地走去。12岁那年，在脑海里将文学作品中逃火车票、偷老乡青菜、打农户看门狗的伎俩排演了千万遍后，日渐“膨胀”的范雨素在屋内有空白的纸上，都写上了“赤脚走天涯”。那年暑假，她逃票去了海南岛，南下看世界。

就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范雨素开始了艰辛的打工生活。3个月后，范雨素觉得这样的日子，潇洒之余，亦有许多不足。在庄稼地里干活，能干就干，干不动了就跑，父母忙得没时间管。可打工不一样，不能撂挑子走人，她常常在洗盘子的时候想：这里没有学校读，没有小说看，也没有母亲。于是她决定回家。

回家后的范雨素非但没有迎来家人的欢迎，还成了家族中“德有伤，贻亲羞”的罪人。她不知道一个12岁小女孩的随性举动会被污名化。在农村，男孩子出门闯荡天经地义，女孩子出门流浪则有可能是私奔重罪，是不可饶恕的，甚至要被逐出家门。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因性别而受到的歧视，这也为她将来的北漂埋下了种子。

在这之后，家里人为她找了一份农村教师的工作。一直感到自卑的范雨素，觉得自己笨、手脚不利索，也不想教一辈子书，却不知道以后的人生到底该怎么走。她天真地认为“读看不懂的书的，才是有知识的人”，她还是想当哲学家。

18岁那年，趁学校放寒假，她独自去了北京，前往北大寻找哲学老师陈战难。她曾在业余时间读了一本陈老师的著作，印象深刻，她想问一问陈老师，自己是否可以旁听他的课。北京的冬天特别冷，她还记得自己在北大校园里被冻得直哆嗦，而室内的暖气让她感到万分新奇。

在北大哲学系办公楼里，面对一个来自湖北农村的天真烂漫的陌生小姑娘，陈战难善意地提醒她：“你有生活费吗？能在这里生活吗？”现实的问题萦绕在范雨素心头，她闷头坐在椅子上发愣，愣了一分钟，一句话没有说，站起来就走了。在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她只能果断地回家。

回到家乡还不到两年，范雨素又一次按捺不住自己出门看世界的野心。20岁时，她看到《中国青年报》上的深度报道，介绍进京务工的农民工在哪儿找工作。她决定只身前往北京，漂向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大千世界。

范雨素在北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月薪150元的饭店服务员。150元的月薪不算高，饱上顿愁下顿的恐惧，让范雨素活在艰难的求生困境中。好在范雨素并未觉得凄苦，当她选择离开家乡的时候，就已对外面世界的世态炎凉做足了心理准备，正如她一再提及的那样——文学中缺吃缺喝的苦难看得多了，她就不觉得现实中遇到的困难有多苦了。

可惜的是，之后的日子里，范雨素因忙于生计，没能实现去北大旁听哲学课的梦想。面对真实生活，看再多的文学作品，读再多的苦难故事，终归是纸上谈兵。后来，范雨素糊里糊涂地把自己托付给一个酗酒、家暴、对孩子没有责任心的男人，遭遇了一段不幸的婚姻。“我觉得我生活不下去了，我就走开。”范雨素决定自己主宰命运，执意与丈夫离了婚。

为此，她只好选择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逃回家乡。

回家寻求依靠的范雨素，显然忘记了自己12岁时的经历。当她回到那座小村庄时才明白，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无法抵消生存带来的物质压力。那时，大家过得都不容易，邻居们一看见她就关门，怕她张口借钱。谁也靠不住，只能自己扛。思量再三的范雨素，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又一次鼓足勇气，带着孩子们重返北京。

重新回到北京的范雨素搬到了皮村，一住就是10年。她在皮村蜗居的那间8平方米的小屋，太阳很足，即使在冬天，屋子里也温暖得跟植物园的阳光房似的。范雨素一如既往地喜欢阳光。

几度漂泊的范雨素，唯一保留的习惯就是阅读。“读书，不论往小了说，还是往大了说，都是有意义的。我是个没情趣的人，但通过读书也培养出一些兴趣，比如我喜欢动植物，喜欢听音乐，这些都是通过读书培养出来的。都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一个国家的母亲都爱读书的话，那整个国家的人口素质就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在范雨素看来，阅读和写作，甚至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沒有能力供大女儿上学，她就给大女儿从旧货市场淘了成百上千斤书回来，还带她去书店、博物馆，教会她阅读。在范雨素成名后，许多慕名而来的文学爱好者让范雨素更深刻地意识到：阅读和写作，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无论是来自河南的家政工、甘肃的育儿嫂，还是来自山西的服装厂女工，她们一边为孩子打工挣学费，一边写些看似无用的文字，最终都将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大学。

作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范雨素形容自己是“从地铁首发站上车的人”。在“同一班地铁”上，一些农民工朋友凭借时代的优势，成了打工潮中的暴发户。可她自己，却是那个“在首发站上车却被中途挤下车”的单亲妈妈。

范雨素知道，如果自己当初不跑到北京，而是留在农村嫁人，日子可能会过得比现在好。但那种压抑与束缚下的安稳，绝不是她想要的。她也知道自己这样的经历并不是小概率事件，中国有14亿多人口，3亿农民工，无数女人跟她一样做了“逃荒妈妈”。

“社会就跟人一样，没有纯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城市也是这样的。城市有很多毛病——冷漠、疏离，但好处是，在城市，人和人之间是有距离的。在乡村，人们没有距离感，大家都是没有隐私的、透明的人。在城市，我是单亲妈妈，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觉得很好、很自由。但是在农村就会有很多关心你的人来劝你：不要一个人生活呀，不要做单亲妈妈呀……他们会来干涉你的生活。在城市，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只要你从心所欲不逾矩就行了。”

更何况，她万分感谢北京这座城市带给她的善意。

1998年的一个午后，摆完地摊回到家的范雨素累得倒头就睡，醒来却发现3岁的孩子不见了。那天下午，她顺着三环路跑到潘家园，又从潘家园折返跑到劲松，再从劲松跑到八王坟……她发疯似的到处跑、到处找，只感到喉头黏糊糊的，要吐血。孩子丢了，真的丢了！范雨素感到整个世界天旋地转，满脑子只有她自己无助又孱弱的喘息声——她累极了，却无法停止奔跑，她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找不到我的孩子，那我宁愿死在找孩子的路上”。

濒临崩溃的范雨素被路上一个陌生大爷拦下。大爷询问了缘由，并帮她联系了劲松派出所。绝处逢生，派出所里正好有一个被路人送来的迷路的3岁小姑娘。范雨素赶到派出所时，女儿见到她的第一句话是：“派出所的馒头和瘦肉丝，真好吃。”

范雨素感到心酸，她不会做饭，以致孩子吃着派出所的馒头和瘦肉丝都觉得如吃珍馐。可她也感到幸运，在这一场风波中，她遇到了不收车费的出租车司机、耐心陪孩子找家的执勤民警，以及路上那些素昧平生的好心人。

用范雨素的话说，这个社会，并不要求谁对谁多好，但“每个人身上都有实践举手之劳的善”。比如，北京的垃圾桶特别高，外出倒垃圾的时候，如果人们看到垃圾桶附近有捡垃圾的拾荒老人，便不会把垃圾直接扔进垃圾桶，而是放在一旁，告诉老人那里面有能卖钱的废品。

每当看到类似的场景，她都会想到杜甫的《又呈吴郎》：“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对于邻居扑枣妇的善意，在这叮咛与嘱咐中尽露——就算你从来无心阻拦无食无儿的妇人到门口的枣树上摘枣吃，但你在门口插篱笆这件事，肯定会让提心吊胆的妇人疑心你是不是在提防她。

对于这样的细节，诗人需要具有多深刻的同情，才能领会并体贴穷人的自尊心！1300多年前的诗人杜甫，通过一首小诗，写出了范雨素的心声。积年累月的阅读与来自大城市的细微善意，影响了范雨素的文学观。“平静、温暖、慈悲、悲悯，我觉得这4个词是我的写作观，也是我的价值观。”她坚信文学要给人力量，要表现真善美，只有充满善意的文学，才会有人看，才能对社会有贡献。

在北京，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是无法轻易就地上学的。

早些年，范雨素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年幼的小女儿，曾在小女儿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教书。等小女儿长大一些后，范雨素便前往城区做育儿嫂。育儿嫂很辛苦，每周只休息一天。因此平常只有两个女儿在家，由十几岁的大女儿照顾几岁的小女儿。

因为照顾过太多别人家的孩子，所以范雨素知道，小时候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孩子会很没有安全感。但她没有办法，只能不停地教育孩子：“活着是自己的事。”

范雨素身边的大部分北漂农民工，会将一年收入的2/3花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上，最常见的选择是将他们送到河北衡水的私立中学读书。衡水的教育资源闻名全国，可私立初中一年的学杂费起码3万元，对想要培养孩子通过读书跃出“农门”的打工群体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

一直以来，范雨素对没能让大女儿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心有愧疚，又因为年少时在老家私立学校教书的时候，不懂教育方法，常常采用打孩子手心的方式对待犯错误的学生，所以她想等小女儿工作后就去支教：“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小，背书背不好就打孩子，现在觉得很不好，这是错误的，我想做点儿事情弥补一下。”

在范雨素的认知里，“一个没有接受过完整学校教育的流动儿童，比一个接受过完整教育的留守儿童要好”。相较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也有更开阔的视野与更大的格局。她的女儿们就是很好的例证。

大女儿很早就开始在奶茶店打工，在自强不息的学习劲头下，成为会议速录师，年薪逾10万元;小女儿则被送往河北衡水的私立中学，通过努力学习，考上了竞争激烈的公立高中衡水中学，还常常在“火箭班”考第一名。

白天打工，晚上读书，日复一日，按部就班。从2017年到2021年，4年过去了，一夜成名前范雨素是这样，一夜成名后仍然如此。除了必要的社交，大多数时间，范雨素都一个人待着，除了每周六晚上7点到9点——只要有时间，她都会赶到皮村文学小组听课。

皮村文学小组是“工友之家”成立于2014年的兴趣小组，是基层劳动者参与文学交流的公益平台。该小组坚持每周进行一次线下学习，由文学爱好者和志愿者老师组成。

2019年年底，范雨素受邀参加老舍文学院的高级研讨班，认识了不少纯粹、博学、有感情的良师诤友。然而，刚加入老舍文学院高研班的微信群时，有人对范雨素说：“恭喜你融入了主流文学圈。”她当时虽没有说什么，但十分生气——什么是主流？什么是边缘人？什么是底层？这些词，她都排斥。

早在2015年的皮村文学小组研讨会上，范雨素就表过态，她觉得只有当“文学家”和“农民工”都成为中性词的时候，大家才算获得了普遍的尊重。

在范雨素一直想写的长篇小说中，也贯穿着这样的理念。范雨素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命名为《久别重逢》。最开始，范雨素写的是玄幻题材，交稿的时候，范雨素却对此感到不够满意，她花了大量时间自学物理，她想给灵魂找一个科学的解释。最终，她将这本小说改为了科幻小说。只可惜，修改的过程使得这部小说错过了发表的最佳时机，出版日期被推迟。但她仍然觉得，这就是她最想表达的东西。

在范雨素的理解里，她的生活方式放在任何一种评价体系中，都不会有人称好，要不是因为还有两个孩子，范雨素或许早就隐居山乡，更别谈什么“文学梦”了。

范雨素没有想到的是，在她眼中自己失败而不值得学习的人生经历，正在以一种理想化的方式发酵，带给许多人心灵的震颤。有时候，越接近高等文明，越会掉进文明的陷阱：自由往往在追求自由的路上失去，这可能是人生最常见的悖论。正如范雨素对生活哲学化的体悟：“过穷困日子好，一无所有，你就没有负担，你就没有失去了会觉得伤心的东西。”

她依然把自己圈在熟悉、安全的范围里，找到让自己舒服的自由，并尽力做着谋生养家的家政工作。夜幕降临，望着这座陪她度过49年生命历程的城市，她却从未对其产生家乡般的归属感。

“等孩子读大学了，我或许就会离开北京。”将来，她想去云南、貴州或者海南这样的地方，找个小镇，买个房子，开点荒，种点地，一个人待着。在《久别重逢》的定场诗里，她这样写道：

在汉水边漫步

这是春天，有云

云涌河汉，银河璀璨

此刻，忘了我是仙人还是俗人

只有云，云动我的麦地，我的瓜棚，我的天河

这是春天，有晴也有柳絮

无我

（吟 啸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他们，在流动的中国》一书，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