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三女人
此外，还有比小商贩更淡泊的谋生者：
一个青春已去的女人，常在较宽阔的人行道上伏地作粉笔画。地面上有等边六角形的凹纹，她利用这些蜂房格，画出人脸、花朵，配以多种图案，一个小时画了一大片。因为色彩和形象十分夺目，路人往往只见地画，不见作地画的人。几次后我才看清楚作地画的是一个瘦小、灰暗、弓背蓬头的女人。我常会不知不觉想起什么现成话来——福楼拜说：“显示艺术，隐藏艺术家。”我心中不禁暗笑，又责备自己太淘气、太刻薄，便掏出几个硬币，俯身轻放在地上。不期然看见了她的脸，满脸的汗，枯黄、疲惫，她真脏，没有心情洗脸（洗脸也要有好心情）。既然目光相接，我该说句话，我说：
“你画得很美丽。”
“我可以画得更好。”她说。
“我相信。”我想走了。
“为什么别人不和我说话？”她撩起额上的乱发。
“如果画就代表画家的话，大家看见了，就是听见了。”
“不不，话多着呢！”
“以后，慢慢说。”
“你愿意听吗？”
“对不起，我要去办点事。”
我看了一下手表——我是个伪君子，想脱身，像当年的欧根·奥涅金。
再经过那里时，地画已被踩模糊了。她总会来重画，而且每次不完全一样。
一个早晨，我走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百老汇大街上，一个女人的嗓音在背后响起：
“日本先生，日本先生。”
我不是日本人，不必回头。女人紧步上来轻触我的手肘，她是黑人，有点胖，二十来岁。
“请原谅，你是日本人吗？”
我还来不及否认，她快速地说了一连串话，满脸憨厚而愁苦的表情，我只听出什么布鲁克林、托根……这时旁边出现了一个白人青年，善意而恳切地代她说明：“她要回布鲁克林，没钱坐地铁，请求帮助。”我掏了三个硬币递给她，白人青年似乎很高兴他的代言成功，轻快地走了。黑女郎谢了又谢，转过身去，她还牵着一条大狗。往布鲁克林方向的地铁站该朝前走，她不认路吗？该告诉她……这时只见她牵着大狗走向报摊，买了一包烟，点火抽起来。
我转身快步走，怕她发现我，我不是那种有意窥人隐私的人。
大都会博物馆高高宽宽的台阶上，总是坐满形形色色的男女，因为下面人行道上有小丑、魔术师或踢踏舞男的表演，然后是鼓掌、喝彩、“谢幕”，当然还有以硬币、纸币代替鲜花奉献给表演艺术家的那么一回事。
从博物馆受洗礼出来，纯正的艺术使人头昏脑涨，精神营养过度，弄不清自己是属于伟大的一类还是属于渺小的一类。台阶上的明朗欢乐，倒一下子使我重回人间，冲散了心中被永恒的艺术催眠后的郁结。
行过喷泉，便是幽静的林荫道，绿叶如云，路边有卖水晶项链的货车、卖新旧画册的书摊，更多的是出售小幅画的艺术家，雕像似的站在那里静候顾客——所有这些，都很少有人买。
春天的一个下午，有朋友约我去看“梵蒂冈艺术藏品展览”。我像要去晋见教皇似的，竟用心打扮了一番。对镜自评，那副“漂亮朋友”的模样实在令人讨厌，再更装又太麻烦，就此“以辞害意”地出门了。
门票上规定三点整才好入场，我早来了半小时，就放慢脚步，浏览书摊。我发现一些小小的水彩画，趣味近似保罗·克利，抬头看那倚树兀立的摊主，是个眉清目秀的女士，长发垂肩，肩上披块灰色的大方巾，待久了自然感到冷，她用大方巾裹紧身躯，两臂在胸前紧抱。
我应该只是看，不说话，然而又是目光相接，不说一句话似乎欠礼貌：
“保罗·克利！”
“不，是我，是我画的。”
“我知道，你的画使我想起克利。”我以为说得很委婉，又加一句，“你画得真好。”
“谢谢你！”她的脸解冻似的呈现出活力和笑容。
接下来该我选购画了，可是我本来没打算买，为了这两句对话就要买了吗……朋友喊着我的名字走过来了，她是我同学，平时衣着都是极随便的，今天竟也突发奇想，穿得华丽妖艳。她活泼泼地拉了我就走，让我去帮她选一副水晶耳环。我忘了向那女画家说声再见。
博物馆中的三小时，我是个透明体，里面全是艺术。回家的路上，我仍神魂不定。树林荫翳，行人稀少。记起一件事——刚才那路边设摊的女画家，也许以为我正要买她的作品，却被一个不比她美而比她华丽的女人打消念头，结果把买画的钱买了耳环——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和那位同学的偶然的盛装，本也不足道，偏偏与那女画家的简素形成了对比，仿佛我们是幸福者，她是不幸者。我感到歉疚，又感到冤屈——女画家、同学、我，是在同一个世界中，不是在两个世界中。
买不买画不要紧，而我一定使她的心先是比平时亮了一度，接着又比平时暗了一度。何以测知她的感受？因为我年龄比她大，这种一亮一暗已不知经历过多少回了。当然都是无关紧要的，却又何必由我来使人亮、使人暗呢。
第一个女人有点傻。
第二个女人有点坏。
第三个女人有点可怜。
我是个有点傻、有点坏、有点可怜的男人。
（天堂飘雪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爱默生家的恶客》一书，李晓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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