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小西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陕西女子刘小样在20年前说出的这番话，至今依然振聋发聩。

刘小样这样的人，很容易因被当成异类而备受指责，尤其是在20年前的农村。

彼时，她被困在生活中，痛苦、迷茫，想要改变，却找不到出口，内心充满纠结和无奈。

接受央视《半边天》栏目主持人张越的采访时，刘小样是其貌不扬的中年农村妇女模样，但其实，她挣扎着把出格的念头隐藏在了中规中矩的生活里。人生除了墨守成规，就别无他法了吗？她迷茫又不甘心。

她知道八百里秦川容不下这份疼痛，所以给《半边天》栏目组写信，因为这个节目以倾听女性表达为宗旨。但她写信不是要乞求怜悯和关注，仅仅是为了倾诉平常不敢吐露的心声。

她在信里这样描述自己生活的地方：“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她说，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农村生活：“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有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有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你想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和孤独，好像有好多双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刘小样的信，震撼了节目组的人。那时候，城乡差距不仅在于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经济水平的差距，更在于心灵的闭塞与隔阂。刘小样的信，为我们展示了思维定式之外的，一个农村妇女闪闪发光的灵魂。

她的信如磁石一般，吸引了节目组的目光。

刘小样本不愿意接受采访，她向往外面的世界，可她害怕与外面的人面对面地交心，也害怕上了电视，被村里人看到。还是她的丈夫王树生拍板，这才让节目组进门的。

这次采访进行得很不顺利。只要摄像机架起来，刘小样就怎么也无法敞开心扉。她不是爱出风头的人，面对镜头，内敛的她会下意识地把自己收得更紧。耗了好几天，试了几次都拍不出效果，张越无奈，决定放弃。

没想到，最精彩的部分到来了。为了不让场面太尴尬，拍摄结束后，张越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继续和刘小样聊天。幸亏同样不死心的摄像师没关闭话筒，他听到有意思的部分，就躲在刘小样看不见的角落偷偷拍摄。就这样，意外成就了一期画面不精致却热度很高的节目。

那期节目被命名为《我叫刘小样》。节目于2002年3月播出，拍摄于上一年的冬季。

节目一开始的画面里，清冷萧瑟的黄土地，配上有些阴沉的天色，以及一具沉甸甸很有岁月感的石磨，让一切看上去凝滞得仿佛亘古未变。即便出现刘小样熟练转动擀面杖的情景，也无法打破这种沉寂。

唯一亮眼的是刘小样的红衣服。她穿着红外套接受采访，穿着红棉袄擀面，不是为了上节目特意打扮的，她的很多衣服都是鲜艳的红色。

红红的脸颊，红红的衣服，其实是很土气的，刘小样和穿着素净的蓝色外套侃侃而谈的张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越试探着聊起红衣服的话题。刘小样说，城里人觉得农村人穿衣服很俗气，主要就是艳，可为什么要艳？因为农村本来就是土，农村人跟土打交道，再穿跟土的颜色相近的衣服，就会缺乏存在感。

紧接着，她补了一句让人记忆深刻的话：“我总觉得我要在衣服上寄托点什么，衣服上寄托着我的一种想法，我想活得精彩一点，所以我想让它色彩斑斓。”

刘小样的家，在陕西咸阳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附近一头是铁路，另一头是高速公路，两条路都直通西安，从她家去西安，车费只要9块钱。

然而，刘小样想要的精彩，并不会因为离大城市西安近，就容易实现。地图上的一小段距离，是许多人一生都无法跨越的命运鸿沟。

尽管车费只要9块钱，那时候村里却很少有人去过西安。大城市西安是刘小样30多年人生里的一个梦。丈夫帮她圆过这个梦，他带她去过西安，可刘小样站在钟楼下，看着车水马龙，看着大城市的红男绿女，突然失声痛哭。她向往西安，可真实的西安让她感到无比孤独。

2001年，热播的电视剧有《情深深雨蒙蒙》《康熙王朝》《大宅门》《流星花园》等，刘小样爱看电视，但她没提到其中任何一部。她爱看的除了《半边天》，还有央视的另一档节目《读书时间》。她说她是把电视当成书来读，一个字一个字地听，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她通过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人生。她是用普通话接受采访的，节目播出后，周围的人才惊讶地知道，刘小样居然会说“外面的话”。普通话，是她一年又一年，跟着广播和电视悄悄学的，硬是学了个八九不离十。

她听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听《新闻和报纸摘要》，文学作品的滋养和新闻报道的冲击，让她感受到村子和外面世界的巨大差异，也在她的内心掀起了波澜。她觉得不满足，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对劲，于是她更执拗地，一天又一天，通过学说普通话，为自己搭建连接世界的通道。

她想够到的东西，始终在若隐若现的高处。她脚踏黄土地，拼力地仰望人人都认为不属于她的世界。

漫漫人生中，有人低头顾尘埃，有人抬头望明月，做出抉择很难，想要兼顾更难。而女性，往往是选择妥协、想要兼顾的。因为柔软而强大的母性，女性更能忍受，更容易做出牺牲。

刘小样感受到了枷锁的存在，可她无法挣脱。

如果婚姻不幸，如果生存成问题，如果没有孩子，或许她能下定决心决绝一次，但恰恰是不好不坏的生活，成了她不能割舍的牵绊。出走和留守，哪一头都很难舍弃。2001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刘小样已经结婚10年，有了一双儿女，屋子里贴了很多孩子的奖状。她说，婚姻对农村女孩来说，就是第二次生命。女孩婚前属于娘家，婚后属于婆家，属于自己的东西很少。

刘小样只念到初二，女孩识几个字就够了，这在当时是当地人的普遍观念，她无法反抗。从小家里教她的，也都是婚后要做好家务，孝敬公婆，没人会意识到，养育一个女儿，还要问问她，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1991年，刘小样与丈夫王树生经媒人的介绍相识，双方只相看了3次就定下了婚事。那时候，她都不赞成自由恋爱。因为在大家的认知中，好人家的闺女就该这样按部就班。幸运的是，刘小样觉得，自己的这个婆家，好像是随便找了一个，但还是“正合我意”。王树生当时在外面闯荡，刘小样觉得自己要找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王树生祖上是读书人家，他家老房子的门楼上，写着“耕读传家”。结婚10年，做了10年的媳妇，刘小样说，这10年的日子在别人眼里是很好的。家里盖了楼，丈夫对她不错，一双儿女也争气，丰衣足食。可她觉得自己的人生，仅仅是一个好媳妇。

好媳妇之外，人生还有什么可能？她说不清楚。她只能说，她不想在做饭的时候就光想着做饭，洗衣服的时候就光想着洗衣服。内心的火焰仅能为她照出一个方向：我可以想别的。但哪怕想什么都只是徒劳，她也不想放弃思考的权利。她一年只需要干2个月的农活。那10个月的空闲时间里，她还是只能守在家里，每天过着一样的日子。她说：“我烦就烦过一样的日子。”说这话的时候，她笑了。

刘小样说，生活需要知识，人在家里也需要知识，有知识，生活才不空虚。

“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我想从电视里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说这些的时候，她哭了。

张越和刘小样的交往，有两个插曲令人难忘。

一是张越一再邀请刘小样到他们住的宾馆看一看，刘小样一直不肯去。可就在他们要走的时候，刘小样突然来了。她一进到张越的房间，就抱住张越，放声痛哭：“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你们又把我一个人留下了……”她哭了很长时间。二是张越要陪刘小样去商场，给她买点衣服什么的，刘小样坚决不答应，但一说去书店，她立马变得很积极。她想要一整套鲁迅的书，想要西北作家的书，但对张越提议的心理方面的书，她只是翻了翻就说，人的心理问题得靠自己去调整和战胜。

刘小样向往大山大海。当年张越告诉她，其实大山大海的生活很艰难，不一定有她现在的生活好，刘小样回答：“我总觉得人总该有一点向往吧，总不能就是我生在这里，我就守在这里，我也不想外面的一切。我总觉得人向往的时候，她的眼睛里会有光泽的。”

她始终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标签化的，勤劳、善良、朴实、节俭的女人。

“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的活儿，然后就去逛逛，她就做这些，她不需要有思想。”谈到这里时，刘小样用力地说，“我不接受这个。”她说，她绝不会让自己的女儿早早辍学，她会供孩子念书，让她知道很多的知识，做一个有思想的女孩。

张越告诉她，大城市的生活充满压力。刘小样说，压力也是一种快乐，因为压力让人有追求，让人不断地汲取知识，接受新的事物。

张越问她，会不会担心自己推开窗子，看见了外面的世界，可是又不得不慢慢地收回自己，再回到现实，然后被单调平静的生活溶解。

刘小样说，她有一种折中的方法：“我不要把这扇窗户关上，让它一直开着，一直开到我老。我就怕我失去那些激情，失去那些感动，所以我不停地需要更多的知识，需要知道更多的事情。”

一晃20年过去了。如今电视节目种类之丰富、制作之精良、画面之炫目，远非当年可比，但当年的刘小样不会想到，自己的讲述会跨越时间，在多少人心中引起灵魂的震颤和共鸣。并且，20年后，她还能再掀起一番热烈的讨论。

2021年，有记者找到了刘小样。接受完张越的采访后，一直到2006年，快40岁的时候，刘小样开始尝试着走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从县城，到西安，再到外省，体验过不一样的生活、经历过各种人生滋味后，2016年，她又回到了八百里秦川。家庭重又成为刘小样生命的重心，婆婆走了，儿女相继成家，小家庭的下一代相继出生，逐渐老去的她又过上了看起来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的日子。只是现在，她家最亮眼的不再是鲜艳的衣服，而是满园的花朵。她把家里的小院，打理成了美丽的花园。

人生唯有自度，经历便是航船。回到起点的人生，自有其孤绝而丰饶的收获。小院里绽放着花朵，空气中就弥漫着生机。懂得打理这份美的刘小样，绝没有出走失败，她完成了自己的壮举。

生活里依然会有新的疼痛和挣扎，但有一扇窗户，她始终没有关上。

（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