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北京胡同的名字很有意思，有的土得掉渣儿，比如狗尾巴胡同、粪场大院；有的很雅，像百花深处、什锦花园、芳草地、杏花天。花园大院，就是这样一条有着好听名字的老胡同。

花园大院，在石碑胡同旁边，东临天安门，背靠前门大街，离我家不远，过前门楼子，穿过天安门广场，走着就可以到。第一次到那里去，是母亲去世之后那一年的春节。那时，我快六岁了。去那里，是因为那里有崔大叔崔大婶家。崔大叔和我父亲是税务局的同事，崔大婶和我生母是河南信阳的老乡，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两家自然很熟。

那一年春节去崔家，一路上，父亲嘱咐我和弟弟进了崔家的门要先鞠躬拜年，一遍又一遍地教我说什么，怎么说。那时候，我内向得很，也自卑得很，非常害怕当着外人的面说话。一路走，一路背着父亲教给我要说的话，一路担心说不好，或者说错了话。

那是一条闹中取静的胡同，胡同尽头，大门朝东，就是他们家。门前有棵老槐树，春节去拜年时，老槐树疏枝横斜。进了大门，是一个开阔的院子，房子围成半圆形，和我们大院的格局完全不一样。房前有高高的台阶，还有宽宽的廊檐，形成弧形走廊。走进屋子，木地板，水泥磨花吊顶，典型的西式样子，更是和我家住的房子不同。这样的陌生感，加剧了我的紧张，见了崔大叔和崔大婶，尽管父亲一再催促着我叫人，我却更不敢张口了。

崔大婶嗔怪地对父亲说道：“孩子脸皮薄，不叫就不叫吧，别逼孩子啦！”

崔大叔在一旁听了呵呵笑着也劝父亲。

父亲却死拧，不管崔大婶和崔大叔怎么说，非逼我叫一声“崔大叔崔大婶”不可。没有办法，我只好低着头，羞羞答答地叫了一声“崔大婶……”

“还没有叫崔大叔呢！”父亲生气地说我。崔大婶一把把我拉过去，搂在她的怀里，说：“行啦！快别难为孩子了，都快坐下吧！”

那是崔大婶和崔大叔给我的第一印象。

后来，常去崔大叔和崔大婶家，如果是夏天，门前那棵老槐树下，一地槐花如雪。在北京，我家没有一个亲戚，我愿意去他们家，特别是崔大婶待我很亲，总会让我涌出一种家的感觉，她那带有信阳口音的话语，常让我想我母亲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呀！

每一次去，崔大婶总会留下我，给我做好吃的。有时候，她拉着我手，爱抚地对我说：“你娘要是活着该多好啊！看你长得都这么大，这么懂事了！”说着，她会忍不住掉下眼泪。

1970年的冬天，我回北大荒之前去崔大婶家告别，崔大婶特意为我做了一条丝棉裤。那条棉裤做得特别好，由于里面絮的是丝棉，又暄腾又轻巧，针脚分外细密。我换上这条丝棉裤，感动得很。

如今，花园大院已经没有了。建国家大剧院，花园大院拆迁，崔大婶一家分到了玉蜓桥边高層楼房里的一套单元房。

很多地方，很多亲人，很多时光，都不在了。崔大婶给我做的那条丝棉裤，还埋在我家的箱底。偶然翻箱子时看见它，心里会很感伤。几年前的冬天，在美国布鲁明顿孩子家，读到一本《徐渭集》，看到里面的一首诗：“黄金小纽茜衫湿，绣褶犹存举案痕。开匣不知双泪下，满庭积雪一灯昏。”诗中的衣衫，是徐渭亡妻的。但不知为什么，一下子让我想起崔大婶给我做的那条丝棉裤。我抄下这首诗，竟也泪眼蒙眬。那一晚，布鲁明顿不仅也是积雪满庭，而且，雪一直在下，纷纷下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