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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

《医生》〔英〕卢克·菲尔德斯

科学的凯旋和人性的落幕

写过《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柯南·道尔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年轻的诺顿男爵拜访了一名叫贺拉斯的医生。贺拉斯医生是一位活跃在上流社会的名医，而诺顿男爵因祖父患梅毒而感染此病，他希望医生能对他的疾病提出专业的治疗建议。不过，当贺拉斯医生发现眼前的病人是一个比较罕见的“遗传性”梅毒病例时，他“眼前一亮，就像一位研究植物入迷的发烧友突然发现了一株罕见的植物，就像一位天文学家终于在望远镜里捕捉到了一直等待的流星”。这时的贺拉斯医生完全忽略了自己眼前这位病人的感受，他带着近乎狂喜的口吻和表情告诉这位“稀有品”的拥有者——诺顿男爵——他患了“遗传性疾病”。贺拉斯医生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梅毒”这个字眼，他使用非常专业的术语对疾病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述，并强烈建议这位年轻人取消即将举行的婚礼。第二天，贺拉斯医生从报纸上得知了这名年轻人自杀身亡的噩耗。

还有一个故事。亚瑟·弗兰克在自己的疾病回忆录《身体的意愿：疾病反思录》中这么描述他被告知罹患胃癌的一幕：“医生告诉我，他发现我的胃部有巨大的淋巴结。这对我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而这名医生除了告知我这个结果，再没多说一句话，甚至连‘再见’或‘好运’都没有说，我与他的会谈就结束了，我就这么走出他的诊室。这是科学的凯旋和人性的落幕。”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作为医生，首先应该关注的不是疾病的形态特征、疾病的科学描述，而是病人的情感诉求。事实上，因为诊断结果对病人的人生影响非常大，所以医生往往选择做简洁的精准诊断和客观描述，这是科学的重要特征。但从人文的角度而言，这是医生职业素养低下的表现，因为他完全无视对方的情绪反应，完全没有考虑贸然地告知结果会给对方造成什么样的情绪冲击。

现代医学的思考

卢克·菲尔德斯有一幅著名的油画作品——《医生》，这幅名画曾出现在许多国家的印刷品、邮票上。当时，菲尔德斯受邀创作一幅最能表达那个时代社会现状的作品，菲尔德斯经过考虑选择的就是医生主题。因为他的长子菲利普9岁的时候因病死在了平安夜，此前，医生为了照料菲利普不眠不休地守护了两天三夜，这让菲尔德斯感动不已，所以他想通过自己的画来赞颂这个伟大的职业。如果菲尔德斯是在今天被要求画一幅关于医生的画，他会画些什么？也许画面上只有各种各样的医疗仪器和几块电脑屏幕。今天的病人在很多医生眼中，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更多的是监护仪上的数据、电脑上的指标。病人和医生对于“最好的治疗”的定义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我们需要铭记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身体方面没有疾病，而且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疾病的生物学治愈成为可能，而人文理念的学习与贯彻能更好地帮助患者修复心灵创伤，感受社会关爱。

沟通的重要性

柯南·道尔写过一个题为《落后于时代的医生》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詹姆斯·温特尔医生是新旧医学交替时代的高年资医生。他思想守旧，缺乏科学理论知识，但对病人总是关怀备至。少时，他在学徒体制下跟随一位外科医生学医。

那个时代，医学科学开始飞速发展，接受了新的医学科学知识和技能培训的年轻医生佩特森和叙事者“我”成了温特尔医生的同事。“我们”头脑里装着最全面的医学知识，手头配备着最先进的医疗器具和最新的化学药物，但“我们”的诊室门可罗雀，而只会开山扁豆和轻泻粉的温特尔先生那儿却门庭若市。病人都将他当作救命稻草。只要他一出现，“病人就感到更有希望、更有生气”。“我们”对这样的情形感到很纳闷，时而会抱怨村镇上的人对“我们”医学知识的不尊重。

后来，暴发的流感让所有医生都焦头烂额，“我们”疲于奔命地治疗着大量病人。极为疲劳的“我”和佩特森医生都感到不舒服。“我”更是关节疼痛、头疼欲裂。快入夜时，“我”终于撑不住了，断定自己也被传染了，需要立刻医治。这时，“我”让佩特森医生给“我”看病。但是他那例行公事式的冰冷态度，和没完没了的提问与检查让“我”特别反感，“我”觉得自己更需要安慰，友善、温暖的安慰。回到家后，服用了药物的“我”仍然烦躁不安，便让管家去请“缺乏医学常识”的温特尔医生来家里看病，但管家回来之后告诉“我”，温特尔医生刚被佩特森先生请去看病了，他要一小时之后才能过来。

作为临床实践者，医生不能将自己简单地看成科学的应用者。医学领域内最难的永远不是技术问题，医疗关乎社会，医生关注人心！医生只有充分地理解患者心理上、经济上、工作上，甚至家庭里的困难后，才能将心比心，真正地帮助患者！

触碰的重要性

美国医生亚伯拉罕·韦尔盖塞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他还在得克萨斯州的地方医院时，他为一个长了乳腺肿瘤的患者做了肿瘤切除手术。后来，患者的肿瘤复发了，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她不断尝试寻找更大、更好的医院。最终，她找到肿瘤中心，并且在那里做了手术。令人吃惊的是，几个月后，她又回来了，回到得克萨斯州的地方医院。医生问，你为什么回到本地医院，而不是留在条件更好的肿瘤中心？她回答说，那里有一流的设施、一流的专家，大厅里有演奏钢琴的人，有服务生提供周到的服务，引导员也从不会让你走错路，但是从我进去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那里没有人碰过我的胸部。也许医生们会说，这是技术的进步，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去触碰患者的胸部，扫描影像可以提供分子级别的准确信息——一切都被囊括其中，除了一样东西：满含关怀的触摸。触摸对医生来说可能毫无用处，但对病人来说，它非常重要——以至可以让一个曾积极寻找更好医院的患者重新回到出发的地方。因为在地方医院，她可以得到她真正需要的，而这真的很简单——检查两侧乳房，检查腋窝端，检查子宫颈和腹股沟。对病人而言，这并不是为了获取信息，而是为了得到关怀。

段涛医生在谈及如何做医疗服务品牌时，提到体格检查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比如，检查时主动为患者拉上隔帘，以保护患者隐私；对儿童进行诊疗操作时，用吸引孩子的小故事、小玩具等增进语言和肢体沟通，以减轻患儿的恐惧、疼痛感；儿童输液室内应设置相对独立、环境温馨的哺乳区，以保护年轻妈妈的隐私；听胎心时，应将耦合剂适当加温，以避免孕妇感到腹部不适。这些细节里包含着医生们满满的爱。

ICU里的琵琶

有一次，一位44岁突发心源性休克的女患者被紧急送进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滨江院区。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她神志不清、血压很低，医生给她上了人工心肺支持装置。经过治疗，她逐渐清醒过来，不过还需要靠人工心肺维持。她对未来感到绝望，开始失眠，变得暴躁，对治疗也不配合。

这时，一位叫张心怡的医生想出了办法。她2017年进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滨江院区综合ICU（重症监护室），成为一名监护室医生。她8岁开始学习琵琶，考到了琵琶10级。虽然平时工作很忙，她还是坚持练习。

她见患者很失落，就给患者弹了一首根据古曲《六幺》创作的琵琶曲，曲调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女患者听到琵琶声，感受到希望，心态也变得乐观积极，失眠的情况渐渐好转。后来，她积极配合治疗，最后成功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康复出院。

这就是ICU里的爱。

疫情期间的“落日余晖”

2020年2月7日，我随中山医院援助湖北医疗队来到武汉，我们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接管了其中两个病区共80张床，负责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刚去的时候，说实话，我有些紧张和不安，特别是第一天进入病房时。我们主管的病区都是重症病房，收治的好几个患者血氧饱和度极低，急需施治和呼吸支持。很多病人特别是老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他们的床上都是污秽物。这个场景，让已经在ICU工作很久的我，深感震惊。

所幸，我们都适应得很快。很多患者在我们的治疗下逐渐好转。

跨越百年时光的鞠躬礼

王欣老大爷就是其中一位患者。他87岁，来的时候严重低氧，上了高流量氧疗，他的心理状态也很差，对所有人都爱搭不理。我们采取了很多救治措施，成功稳定住他的病情，避免了气管插管。护士还帮老大爷翻身、清理大小便，贴心地照顾着这位年长的病人。罗哲队长知道王大爷是小提琴家，就经常和他聊音乐，帮助他树立对抗疾病的信心。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王大爷的病情有所好转。3月5日，我带他去做随访检查，检查室在另外一栋楼上。难得的是，那天武汉出现了久违的好天气，阳光明媚，非常温暖。在回病区的路上，我留恋这温暖，主动邀请老大爷一起多待了一会儿——他在病房里有一个多月没享受过阳光了。这个场景被随行的一位护工志愿者拍了下来，成为许多人看到的“落日余晖”照片。

后来，王大爷的情况越来越好，就和我们聊他的人生经历，和我们医疗队队长罗哲聊音乐，还拉起了他心爱的小提琴。最后，他被成功治愈，出院回家了。

我想，那张“落日余晖”照片里的我，其实代表着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照片里的王大爷，其实也代表了每一个和新冠病毒做斗争的患者。这就是疫情期间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