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穷得还剩下一个老婆
剩下最后一个馒头，你让我，我让你；为了熬过没有暖气的寒夜，一人一口地轮流抿一小瓶二锅头取暖；为了让我吃一口热的，她把刚烤好的红薯焐在胸口跑回来；我半夜去敲药店的门，给她买感冒药。穷日子让我俩相依为命，这种务实的爱让我们都觉得心里很有底。
我开始挣钱的时候，爱娜就不像以前那样勤扒苦做，也不跟着我到处瞎跑了。我们换租了一套两居室带装修的房子，她每天在家洗衣、收拾、烧饭，俨然一个贤内助。我是那种觉得钱够用就好的人，也不觉得她不出去赚钱有什么不好。只要吃的时候有肉，睡的时候有床，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是《香火》，我把攒下的15万元钱全投了进去。一边往外扔这些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一边心里很郁闷，我暗暗骂自己：“活该，谁让你喜欢这个。”
最后，《香火》获得东京银座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和第25届香港国际电影节DV数码单元金奖，可除了这两个奖项外我没得到别的东西。积蓄没能拿回来，我相当于用自己的钱换了两个不能吃不能喝的奖项。
我不死心，寻思着，既然我得奖了，也就应该算是名导了吧，再拍电影，资金应该好弄了吧。起码，我得通过拍电影把那15万元给赚回来。于是，我又拍了《绿草地》。
结果，拍《绿草地》时，资金再次出现问题。我已经没钱了，是爱娜从她父母那儿凑了10万元，再加上制片人的10万元，才凑合着开机。
拍摄第三天，剧组送演员的面包车翻到深沟里，很多人骨折。
小城镇上的骨科病房里住满了我们剧组的人，很多人哭了。
爱娜坐在病房里，跟着牧民唱蒙古歌谣，声音悠长绵软，穿透人心，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听着她的歌声，大家都慢慢地安静下来。
爱娜和我后来总结，拍这部电影的最大心得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世上无难事。就像你到了一个四壁封死的空房间，以为无路可走，但是，你能够想办法开出一扇窗。就是这样，我们不断地想办法，不断地解决问题。
制片主任走了，就请一个司机当制片主任；副导演离开了，就请当地的教师当副导演。每一个人都发挥了最大的能量。爱娜也没闲着，除了给大家鼓劲儿，当心理辅导师外，她还挑起了编剧的担子。
《绿草地》后来获得了很多奖项，但我投进去的钱最终还是没拿回来，又亏了一笔。
后来，我用包单的方式接拍了《疯狂的石头》。制作费是固定的300万元，全剧组所有的费用都在里面，有剩下的就是赚的，超支了得自己想办法填上。影片上映后，不管多么卖座，导演一分钱也拿不到。
拿到钱后，我先挪出15万元放在一边，这是我要赚的钱，我必须用剩下的285万元把这部戏拍完，多一分钱都不行。我对着镜子发誓：“这次要是再贴钱，我就是孙子。”结果，拍着拍着钱就不够了，我把我的15万元导演费搭进去，还是不够。我又在拍戏的同时去接拍MV来补贴拍电影短缺的资金。杀青以后，我觉得挺绝望：我这算是干的什么事儿？人家干活是赚钱，凭什么我卖一次力就亏一次钱？我忍不住问爱娜：“我能不能靠电影活下去？”她只说了一句话：“胡思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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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娜的坚强让我有些羞愧，也正是她的淡然让我坚持了下来。我们搬出了那套装修不错的租住房，又租了一套砖混结构的老房子。老房子的下水管有问题，我们住二楼，一楼的住户家家都外接了排水管，二楼接不了，于是，每次下水道堵塞就从二楼开始。经常是我们回家的时候，远远就看见楼道像个水帘洞，打着伞上楼开门，就看见满屋子漂着鞋子和生活用品。遇上这种情况，爱娜远远地就会让我别回家，去找朋友打发时间。等我在外边吃饱喝足回去时，家里已经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喷了足量的消毒液，气味很清新。
现在，我依然靠拍MV赚钱，也照样接拍电影。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但仍称不上富足。不过，爱娜一点儿都不着急，她不急，我心里就好受多了。电影让我功成名就，电影让我穷得叮当响，但起码我的后院安稳，爱娜从未因此跟我红脸白牙地闹上一出。虽然我还是很穷，但是，我穷得还剩下一个老婆，这个老婆用金钱是无法衡量的，这就够了。
（旭 日摘自《现代妇女》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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