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特特

小时候，去姥姥家过年是一件大事。姥姥家在安徽寿县的一个小镇上，汽车只到邻近的“马头集”，剩下的三十里地都要靠步行。我真正有记忆，已上小学四年级了。那年冬天不太冷，路上没有冰。腊月二十九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被叫起。爸爸妈妈拎着大包小包，甚至带了一辆自行车。我们在路边站着，直至厂里的司机郑刚叔叔开着东风大卡车出现。

天还是黑的，出合肥市区是小蜀山，车灯闪烁。“就送你们到这啦！”至六安汽车站，郑刚叔叔把我们放下。

我想喝车站旁大排档的胡辣汤，被妈妈打了手：“脏！”她打开随身的包，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粢饭。然后就是等，等六安去寿县的车。车很少，也没有固定的点，买了票，一遍遍去窗口问什么时候发车。“快了，快了”，答案千篇一律，什么时候发车呢？却遥遥无期。

午饭还是粢饭，坐在车站候车室红漆斑驳的木椅上，每个人都在做两件事：一边挥手赶苍蝇，一边打发一拨拨的乞丐。下午一点，忽然广播提示去寿县的旅客做准备，呼啦啦，人群扑向车站停车场指定的那辆车，爸爸和司机说了半天，终于，自行车不用绑在车顶，放在我们座位旁的过道上。

我的脚边是“咯咯”叫的母雞，很快排出粪便。可怕的是它还有可能啄我的脚，心惊胆战，又在局促的空间里不停躲闪，我竟吓得没敢睡，而困意在下车后袭来。这时，我才知道自行车的用处。“我带着行李在后面走，你妈骑车带你先行。”爸爸解释。

比小蜀山、母鸡还让人感到恐惧的是我妈的车技。

让他们自信的理由是这三十里地不通车，撞也撞不到哪儿去。但他们忘记了一路上坑坑洼洼坡连坡，有几个坡挨着，谷底如窝，而车马劳顿又起得早，我已困得不行。没多久，爸爸妈妈又会师了。爸爸从后往前走，在路上捡到我。在剧烈的上下坡中，正睡着的我从车上摔下来，跌落某个“谷底”，醒后旁顾左右，大哭；而妈妈骑着骑着觉得身轻如燕，往回一看，魂飞魄散，孩子没了！也大哭着往回找。

有惊无险，但为避免闹剧重演，妈妈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一家三口往姥姥家前进。路口，有人拿着手电筒，是二姨。我们看清彼此后欢呼起来，二姨一把拽过行李，有些嗔怪：“我从下午四点就在这看了！”

小路绕小路，巷子拐巷子，在一扇门前停住，二姨边拍边喊：“合肥的，回来了！”门打开，许多人站起来，都是亲戚，他们说着带侉音的土话，热情地招呼我们，姥姥在中间笑着。

“今年去哪儿过年？”电话中，我明知故问——七月，姥姥去世了，我以为他们再也不会去寿县。“还回你姥姥家。”妈妈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她解释，姥姥跟二姨一辈子，每年春节大家都回去，多热闹。今年不能老人刚走，就让二姨伤心再加寒心。

“反正方便，开车两小时就到。”这话让我瞬间想起二十五年前她的终极梦想，我提醒她，捎带提起小蜀山、母鸡、摔在谷底的春运往事。

“以前过年真是奔波，现在才知道最可怕的是无处奔波，”妈妈叹口气，又强调一遍，“今年还回寿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