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癌症
我讲述这个故事，是为医治自己，是为了面对我尚无法理解的事物，也是为了给自己铺一条回家的路。
我的故乡在江淮之间的一个小镇，人们爱它的徽州古韵、历史情愫。可这几年，每每回乡，总能听到不好的消息。一些熟识的老人或叔叔伯伯们相继故去，年轻的仅三四十岁，都是死于癌症。春节，又有几人卧病在床，奄奄一息。
父亲总是传递这类坏消息的人，可能是因为他在家里说话最有分量，也可能是他看起来最坚强。
“你三外公病了，查出来肺癌，骨转移。”这次回家，又是他告诉我，“想办法打听看看，也许有新办法。现在可不比你妈妈得病那时候了。”父亲是这个大家庭中对照顾癌症病人最了解，也最关心癌症治疗进展的人。他知道，我做医药记者后，结识了不少医生朋友。
三外婆哭天抢地地要我帮她找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每每这时，家里的女人们总会先乱了阵脚。在全中国重症病人的心里，协和是他们最后一线希望。但这往往是盲目和不切实际的。我让他们安排三外公先住进当地一家最好的三甲医院——确诊是最重要的。
向北京的肿瘤医院医生问了一圈后，答案如我所料：“别来北京了，在当地治疗就行”。在癌症治疗已走向标准化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在某些疾病上享受无差别的待遇。或许也是一种无奈，换句话说，去北京也是一样。
30亿基因的一个打印错误就可能触发癌症的开关，可生病要比染色体变异复杂得多。
重病来袭，一开始总是绝望、伤心、争吵，各种情绪拧在了一起。更多时候，夺走人性命的不是癌症，而是疼痛。在试过千百种打听来的特效方法之后完全没有改善，会让整个家庭陷入阴郁的情绪中。
三外公的基因检测结果是阳性，这意味着他的肺癌很大程度是源于身体的基因突变。我建议他们去买一种专门针对突变性肺癌的进口药。
“什么？5000块一盒。这到底是什么药？”家人觉得不能接受，但又没法不试，买的时候好像在拿命交换。
新的科技、新的药物都层出不穷，但无助的是，你明明知道这世界上有你的救命药，却得不到。
几经周折，三外公吃到了进口药，胸痛几乎是神奇般地减轻了。父亲再次念叨：“你妈妈那时候如果有这样的药物可能会活得久一些。”
“你竟不相信妈妈可以治好吗？”我问。
“好不了的，癌症是全身免疫系统的疾病，现在还没有能够治愈的药物。一种疾病所需的药物越多，那可能是越没有救。”我没想到，父亲竟如此明白。
我们极少谈论母亲，对母亲病中的状况，只能在每一次家人患病，父亲诉说当时的经验时谈及。可母亲离世已近二十年了，在这些年间，治疗癌症的方法和技术都更加先进，几乎所有癌症的死亡率都在下降。但在寻找治疗癌症的方法上，进展甚微，每一次新的治疗方法出现时，能给病人们的安慰都是有限的。于是，每一个罹患癌症的亲人，都是我们全家的痛。
母亲去世两三年之后，爷爷也患了癌，肝部。那些日子好像是极夜，你永远都等不来天亮，父亲是长子，操持整个大家庭。他开始整夜失眠，掉头发，为家里的经济状况发愁。要知道，在中国，每一个癌症患者的家庭，都是倾尽全力在救治。我忘不了父亲在一年春节艰难地向我“借”500元压岁钱的情形，刚上初中的我一度以为自己的余生就是这样了。
家乡的河
父亲的老家在农村，周围有巢湖、淮河，水系颇为发达。人们在村里的河边洗澡、游泳，河水洗衣、洗菜。夏天，湖泊池塘里都是荷花，风吹动时满村的荷花香，蝉鸣不止。小孩们在门口荡秋千。河里的鱼虾也到了最肥美的时候。
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村边的工厂越来越多，公路也越来越好。以前要走几个小时的田埂，现在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
大部分池塘被填，小溪也荡然无存，偶尔夏天回去，河面上竟然漂着白花花的死鱼。
村里的人世代都喝着地下的井水，有时看到新闻，这里的井水氨氮、铁、锰、锌均严重超标，但人们还不得不喝。乡下的叔叔婶婶来城里看我们时，带来的米面油和蔬菜也不如往日的鲜美了。
中国50%以上的河流已经消失，留下的也少有不被污染。环保部统计，约2.8亿中国人的饮用水不安全。全国近一半的河流，不适合人类接触。
近年来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大幅上升。多发于农村人口中的一些癌症，或许就与水污染有关。官方媒体曾援引一份政府调查称，全国1.1亿人居住在距离污染风险区不到1公里的范围内。
乡里乡亲罹患癌症的越来越多，我很难不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
最近一次让我愤怒的是在2014年春节。回老家的时候，我看见奶奶家村子边竟然建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
整个村里都是垃圾的腐臭味。我走上偌大的垃圾填埋场，黑色的塑料布下覆盖的全是垃圾。动手搜了一下，这竟是省会城市里最大的垃圾填埋场新址！而奶奶、姑姑以及其他亲戚们的家距离这里不过几分钟的路程。
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两个月后的春天，我得知奶奶患上了胰腺癌，已是晚期时，几乎是出离愤怒了，内心的痛几乎要让人死去。
父亲把奶奶接到了城里，住进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可到了这个时候，做什么都是无力的。胰腺癌是致死率最高的一种恶性肿瘤，临床上死亡率可达95%。奶奶极其节俭，不愿意多花子女的一分钱，也不愿意自己被过度治疗。
最终，我想奶奶是安宁离去的。因为此前的经历，在她患病的一年半中，我们没有给她进行任何不必要且痛苦的治疗。最后的几个月，她的重孙也出来报到，她替爷爷看到了四世同堂。她所有的孩子们都绕膝欢笑，尽力为她减轻哪怕一丁点的不适。最后那一天，她实在是太累了，告诉我她想去找爷爷了。于是，在昏迷清醒又昏迷之后，她平静地走了。
我所经历的亲人患癌，或许比你们经历的都要多，我亲眼看着他们在我的面前死去，或平静，或艰难挣扎。
但我更知道，那些病患的至亲才是最痛苦的一群人。我们都抱着“只要熬过这次就好了，只要熬过那个就好了”的憧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让亲人重返我们之间，嬉笑怒骂。
人们常说没有什么可以“感同身受”，但我有一次听到采访对象对癌症亲人离世的悲痛描述时，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昊 天摘自《南方周末》2016年2月20日，王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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