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焦虑
明媚而灿烂的阳光洒满院落，两三个孩子在草坪上玩耍，一条苏格兰牧羊犬懒懒地躺在旁边。这个时候，大门缓缓地打开，优雅的女主人走出房门，与刚下车的西装革履的男子拥抱亲吻。
这是大部分“美剧迷”记忆中熟悉的画面，也是大部分美国中产阶级的写照。
在中国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不错的学历，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拥有自己的小家，在自己所在的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
他们在中国被称为“middle class”，也就是中产阶级。
前几天，挖财网发布了中产阶级标准：可投资金融资产在15万～200万人民币之间；饮食支出占总体支出30%以下；年龄在45岁以下的成年人群。根据估计，目前这一群体规模达1.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可投资金融资产规模或接近70万亿。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的中产阶级却远没有美国的中产阶级那般悠闲惬意。网上曾经流传着一个段子：
我是一个城市的白领，我被人称作中产阶级，我每天过着让别人羡慕的生活，但是我时刻在担心。
我明天会不会被辞掉？
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
今天的职位，明天还有多少上升空间？
今天疲于奔命，明天老人谁来赡养？
一次大规模裁员、一场可能存在的降薪、股票的波动、税率的调整，甚至是住房公积金的调整，都能让我从睡梦中惊醒。
名不副实的中产梦
在传统的经济学定位中，中产阶级是社会金字塔的中间部分，“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中产阶级有时间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而且对自己的劳动、工作对象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
在这段定义中，中产阶级的关键在于“有时间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如果用这个标准去衡量的话，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免就有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
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消费能力、生活质量、时间支配的能力，这些都在于中产阶级对于社会资源的占有与使用的程度，如果中产阶级对于社会资源占有得不够多的话，那么相对而言的高工资基本上也就是一种安慰剂而已。
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有人都在做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社会资源不仅不会集中于中间阶层的手中，更会遵从两极分化的“二八定律”。
所谓的中国中产阶级，只是一种夹杂在贫富之间的中间阶层，由于其上升的通道处于一种半封闭的状态，所以在工作、生活中，他们就仿佛是洄游的大马哈鱼——如果不能每天奋力地向上游游去，那么留给他们的往往就是滑入底层的深渊了。
这个特征在时间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如果说十年前，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是一个比较幸福的阶层的话，他们那个时候的特征是有钱有闲，关键在于有闲。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有钱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他们的收入往往远高于普通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中产阶级的生活正在发生改变，他们曾经的有闲正在进一步丧失。
由于经济发展放缓，政府政策从严，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都在从有闲阶级向加班阶级转变。加班的次数越来越多，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而来自房贷、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生活消费的压力，让大部分的中产阶级不得不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挤占自己的休闲时间，成为真正的“夹心饼干”。
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曾经问过中产阶级三个问题：
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
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只要有其中之一的回答为“是”，那么你可能真的不能称自己为真正的中产阶级，只是“夹层阶级”而已。
中产阶级焦虑的根源
中国的中产阶级表面上生活风光，工资不低、储蓄不错，但是未来的潜在支出却很高：子女教育、医疗费用、养老金储备、子女结婚、个人职业培训，以及可能存在的大宗开支（如购车、房屋置换）等等。
每一笔开支都不小，有人测算过，如果要在一般水平满足中产阶级未来的这些开支，那么一个生活压力不大的中产阶级家庭，在还完房贷、车贷等一系列贷款之后，必须要有550万～650万的现金存款，而这个标准对于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而言恐怕并不轻松。
但是，这些都是表象，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我们而言，所谓的公共社会福利制度尚未健全，在中国除了最基础的低保以外，大部分的日常支出都需要家庭自己来承担。
因此，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往往会因为一场大病，或者其他什么意外就轻易返贫。
每天拼命工作、努力加班的原因是不敢停下，因为表面赚的不少，实际存的有限；满怀生活的梦想，其实却是社会的脆弱群体。
不敢去做风险类的投资，因为担心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就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教育经费或医疗费用储备。
更不敢为了情怀而辞职，因为一旦收入不稳定，房贷、车贷都会陷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泥淖。
于是乎，中国中产阶级仿佛走在平衡木上，每天为了家庭、为了工作尽心尽力，却没法减少自己的忧虑，因为大部分中产阶级都只能用“别无选择”这四个字来形容自己。
对于中国而言，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群体是中国能否启动消费、稳定社会的关键。中国需要的不是现在这样的“夹心阶层”，而是在完善了社会保障之后，真正可以有钱有闲、享受生活、敢于消费的一群人，他们才是中国发展的脊梁与支柱。
（一米阳光摘自微信公众号“江瀚视野观察”，勾 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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