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儿死于“留守”
他们来到这座城市有几天了，有人曾看到他们蜷缩在一个候车亭里，身上盖着捡来的硬纸壳。他们还曾经用废弃雨篷布、水泥砖和三合板草草搭起过一个窝棚，附近工地的人担心他们生火取暖引起火灾，把他们赶走了。
出事前一天，一名路人用手机拍下了疑似他们的照片，孩子们散坐在地下通道的阶梯上，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出事那天晚上6点多，他们花了两块钱去小吃摊买了一碗白米饭，五个人一起吃，这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他们来自毕节下面的农村，一个大山深处的苗寨。他们的父亲是同胞兄弟。其中两个孩子的父母和姐姐去了深圳捡垃圾；还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和哥哥也在深圳捡垃圾，妈妈改嫁了；剩下那个孩子的父亲年纪大了，在家务农。父母不在身边的四个孩子平时互相照顾，外出打工的父母隔三岔五会寄几百块钱回来，孩子的大伯帮他们买回米，自己熬粥喝，没有菜，只有盐巴。
这个村子叫擦枪岩村，村民都很穷，每个人分几分地，土地贫瘠，只能种土豆和玉米，温饱都成问题。
五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在上学，但是成绩很差，爱逃学，经常考几分。一个对读书不感兴趣，三年级就辍学。还有一个逃学半个月，一年级就被学校开除。剩下两个没有户口，学校不接收——上户口要交钱，家长交不起或不愿交。
11月6日，小学校长和另外一个女教师来到孩子的大伯家，告知未辍学的那个孩子又逃学了。人们这时候才发现，五个孩子都不见了。问遍亲友，皆无下落，随后孩子的亲属报了警。
11月16日清晨，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费力地掀开了垃圾箱，发现五个孩子挤在一起，一个破旧的沙罐放在他们中间，里面有燃烧过的木头。她用小锄头拨了拨几个孩子，没有反应，于是喊叫起来。
11月17日，一位毕节市民把消息发布到了网上。如果不是他，也许除了当地人，谁也不会知道这五个孩子的死亡。11月19日，新闻上了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节目开始前，去看了毕节市的政府网站，上面“有贯彻会议精神、工作大会的动员、召开抗震救灾总结表彰，甚至是秋季动物集中免疫工作全面结束等，可是没有这条信息”。
这条消息让外面的世界受到了惊吓，人们没有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还会有这样一种生存的状态。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有多少人会愿意待他们如亲生、如兄弟；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有谁会想到寒夜中还有那样的五个孩子？
这五个孩子都是男性，姓名年龄分别是：陶中林，13岁；陶中井，12岁；陶冲，12岁；陶中红，11岁；陶波，9岁。
他们的死亡，是一起单纯的意外事件，还是偶然中其实隐含着必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
是哪些人、哪些事导致了如此的结局？答案同样一想便知。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五个孩子的死亡，能唤醒人们多长时间的关注？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冲击？最终能带来多大程度的改变？
（李军摘自《看天下》2012年第32期图/孙红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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