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排警车旁停好了车，这时我看到一位个子不高、穿着棉布工作服的白胡子男人正站在一辆卡车附近。几台摄像机对准了他，记者们纷纷把话筒伸到了他的面前。他看上去完全惊慌失措了，结结巴巴地回答记者们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只是动动嘴唇、眨着眼，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过了一会儿，记者们放弃了采访，跟着警察走进了一间白色的小房子。我至今记得老人绝望地低头看着车道上，孩子曾待过的地方。房子旁边是新开出的一块花圃，还有一堆深色的种植土。
“我想把车倒到那里，给地培上好土。”他对我说，虽然我并没问他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她在门外。”他的手伸向花圃的方向，然后又垂了下来。他陷入了悔恨中，我则如同所有敬业的记者一样，走进房子，看有谁能提供几张出事孩子的近照。
几分钟后，我的口袋里装着一张可以在演播室展示的孩子的可爱照片，走向了厨房，警察们说孩子的尸体临时停放在那里。
我来时带了一台相机，大个头、功能多，一看就是记者常用的相机。孩子的家人们、警察、记者和摄影师们都已从房子里退了出来，站在院子里。我走进厨房，看到里面摆着一张塑料贴面的桌子，桌子上躺着孩子的小尸体，身上裹着一块干净的白被单。孩子的爷爷坐在桌子旁的一把椅子上，他没注意到我在场，只是失神地看着白布中的尸体。
屋子里一片安静，只能听到钟表在响着。这时，我看到这位爷爷缓缓地探身向前，伸出一只胳膊，抱住了桌上的小身躯，然后把脸贴在白布上，一动不动。
在那个寂静的时刻，我知道正是一张有获奖水平的新闻照片可以拍出的时机。我对好光圈，调好焦距，安好闪光灯，然后举起了照相机，选取拍摄角度。
场景中每一个细节都是完美的：爷爷穿着朴素的工作服，他的白发在光线的映衬下闪闪发亮，孩子的身上盖着白被单，窗户旁边的墙上挂着两只世界博览会的纪念盘，陈设简单的屋子里的这一切都衬托出一种凝重的气氛。从屋里可以看到警察在外面检查着那辆肇事卡车的后轮胎，孩子的妈妈和爸爸互相依偎着站在一旁。
我不知道在屋里站了多久，就是按不下手中的快门。我非常明白这张照片拍出后将会具有的震撼性效果，职业意识告诉我拍下它。但我不忍心让闪光灯去打扰这位可怜老人的哀思。
许久之后，我还是放下了手中的相机，悄悄走出了屋子，心里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当一名记者的资格。当然，我从没告诉过刊物编辑或记者同事，我曾错失了一次拍摄绝佳新闻图片的机会。
我们每一天都会在电视新闻和报纸上看到身处极度悲痛和绝望的境遇的人们，有时候，我看着新闻，就会想起那次放弃拍照时的情景。
至今我依然认为，我当时做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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