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的角色

　　美国最后一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弗兰克·巴克尔斯于当地时间2月27日“在自己的家里，因为自然衰老而安然辞世”，距他刚刚过完110岁生日（2月1日）还不到一个月。

　　老人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和他最景仰的潘兴将军永远在一起，后者在一战中担任美国欧洲远征军司令，是弗兰克的统帅。和这位叱咤风云的“老领导”相比，弗兰克·巴克尔斯的军旅履历显得有些苍白：他仅是一名救护车司机，一战快结束才被授予“下士”军衔——美国陆军军阶中的“兵头将尾”。一战时他因成功押送一队德军战俘而获得荣誉，却不想造化弄人，二战爆发时不幸滞留在菲律宾，反被日军掠进集中营当了俘虏，三年后才被盟军解救。一个微不足道的退伍老兵能够渐渐成为新闻的焦点，一定程度上要感谢他的长寿。

　　弗兰克·巴克尔斯离世，甚至惊动了美国白宫，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缅怀110岁的逝者：“他值得纪念的一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爱国主义，以及我们身为美国公民彼此肩负的义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19个月，损失11.6万人，超过20.4万人伤残。战争结束，像弗兰克·巴克尔斯这样的退伍老兵比比皆是，凭什么他能让人明白“什么是爱国主义”，以及身为美国公民“彼此肩负的任务”？除去长寿，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

　　在弗兰克·巴克尔斯的身上，印着一个特殊的符号——“幸存者”。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因为特殊的机缘而扮演“幸存者”的角色。这个角色所代表的，可能只是他自己，也可能是囊括上万人的大群体。这个角色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生存还是毁灭的人性审判，可能透出淡然的人生态度，也可能体现执着的坚守。

　　1972年10月13日，一架载有45名乘客的客机在海拔3600米的安第斯山失事，16名幸存者在冰天雪地里坚持了72天后获救。缺衣少食，冰天雪地，他们在“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面前，痛苦地分食遇难者的尸体。他们后来说：“我们走到人类潜力的尽头，这种经历让我们与其他人相区别。”这已经不是幸存者为自己做的辩护，而是对人性的思辨。

　　2008年3月12日，法国人拉扎尔·蓬蒂塞利以110岁高龄离开了同胞，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然坚持一个人生活，上街买菜，打扫屋子，邻居并不知道他身为法国最后一名一战老兵的“惟一性”。1995年，希拉克总统命令国务秘书统计参加过一战的退伍老兵并向他们颁发勋章，4000多名幸存者中，很多人拒绝了这份荣誉。2003年，一位采访过数十位一战老兵的法国记者顿生感悟：“很多老兵习惯于拒绝，他们不但拒绝了总统的褒奖，也拒绝向后人回忆自己的历史，这也许是他们能够活到今天的秘密。”

　　1944年12月，日军溃败的前夜，上司谷田命令部下小野田宽郎在菲律宾一个小岛上“苦撑待援”，23岁的小野田从此带着为数不多的几个部下打起“游击战”。他每天坚持爬上山峰，面朝旭日敬礼。在藏身之地，小野田把“陋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墙上还挂着“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以及刻在香蕉叶上的天皇肖像。没有“作战任务”的时候，小野田坚持训练部下，甚至组织诗词比赛鼓舞士气。1974年，小野田被日本游客意外发现，这个幸存者根本无法相信日本已经战败，直到老上级谷田现身丛林向他喊话，他才结束长达30年顽固的“坚守”。

　　一个幸存者的角色，不应该简单地成为某场灾难之后供人怜悯的对象，或者作为活的纪念碑任众人凭吊。事实上，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幸存者的角色，也从来没有这么简单。

　　一战结束，德国民生凋敝，幸存者——退伍老兵生活艰窘，成为社会动荡的源泉。希特勒能够被推上政治舞台的中央，与此不无关系。

　　抗日战争结束，南京城中大屠杀的幸存者，终于走到远东国际法庭。他们的证言成为最有力的控诉，把侵略者投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2011年1月11日，联合国公开承认说：在海地发生地震一年以后，重建工作仍然无法着手，80多万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住在帐篷里，生活贫困。国际社会承诺提供的15亿美元救灾援助，仅仅到位72%。这样的幸存者，震撼所有人的心灵，让更多人汗颜。

　　淡定的人生态度，可以帮幸存者忘却痛苦；执着的“坚守”，可以帮幸存者在险象环生的热带雨林中坚持数十个年头。反过来，幸存者的存在，可以推动历史，澄清历史，反思现实。看过这些，谁会说奥巴马总统的致辞，不是有的放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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