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随国民党来台湾的百万军，其中99%以上都是单身的中下级军人，几乎不具备娶妻生子、安家落户的养家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便用“美援”在全岛各个穷乡僻壤兴建简单狭小、每户仅6坪（约19.5平方米——编者注）大的眷舍，为成家的军人提供安身之处。简单地说，这就是眷村。
他们饿不死也走不掉，不知自己在海岛一待，就要近半个世纪，与故乡的父母亲人音信断绝。等到晚年得以返乡时，就像那则日本童话一样，从龙宫回家的浦岛太郎，成了故旧乡人都不识的白发老公公。
我们就是他们的下一代，从小生长在一个具体而微的大中国之中——一连栋的8户人家有10多个省籍，因为有些家里的爸妈是不同省份的。所以，除了四川话和贵州话，全中国的方言，没有一种我听不懂；除了每家都必有的独门臭酱豆，没有哪一省的菜我没有尝过；我们甚至“参与”了每一场大大小小的战役，在没有电视的年代，晚间的娱乐活动，就是听长辈讲大大小小的战事，他们口中的老家比社会课本里的地名还近在眼前，像番禺、武昌……我们仿佛同时活在两个世界：白天，教室中琅琅的齐声诵读好真实，老师抽打手心的疼痛也好真实；晚上，我们回到那封闭的小世界，做着一场醒不来的大梦。
所以，我最喜欢放学后，从学校返家的那一段時光。
我们往往一出校门，一脱离纠察队记名字的监视，就队伍大乱或各自重组。也许去影剧五村那个海军村，我的同班好友蔡琴和我喊叔叔的诗人洛夫、痖弦都住在那儿；也许去精忠新村，也许去内湖一村，那是陆军的村子，不像空军、海军的村子有趣好玩；也许到这些村子后的小山林去游荡探险，山中的零星坟墓充满鬼故事，水塘和梯田状的菜圃间，有我熟识的野草野花，其特有的幽微香味，我至今难忘；也许我们会到山林后务农的同学家，与我们争前3名的她，就在四合院中的晒谷场，以长条木凳为桌、小木凳为椅做功课，好令人吃惊。
那个时代的父母和今时的爸妈一样忙于家庭生计，只管功课有没有做好，不管子女其他方面的生活和交往，家家门户洞开。我们这群小家伙，便你家待待我家探探，看看墙上父母的结婚照，瞧瞧爷爷、奶奶的古装照片。从木箱中翻出妈妈的绣花缎旗袍、珠珠鞋、一两件残缺的首饰，旋开一扁圆盒百雀龄面霜，让众人嗅嗅……在另一户人家，我们把早餐多出来的馒头切片，油煎，蘸白糖或辣椒酱吃。在蔡琴家，围着唱机听她的海军爸爸从国外带回的西洋流行歌，虽然我们没一人识得ABC，但都唱得字正腔圆。
我们还一起去宪光新村。宪光的妈妈较年轻，眼力好，手脚利落地做着穿珠绣花的代工。我们在一旁假装做功课，偷偷捡拾掉落在地上的珠子，回家收藏在饼干盒充当的珠宝箱里。箱里还有第一颗乳牙，已死的心爱小狗“熊熊”的一撮毛，数颗美人蕉种子，一块在校园榕树下挖到的、我认为是古物的碎瓷片……月考考完的下午，我们就远征山林，再去无数块稻田后的砖窑场。那里天旷地远，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仅会的几句诗，好比那齐齐被秋风拂过、一顿一挫的五节芒：“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等那日落砖窑厂后，便真是“大漠孤烟直”了，有关苍茫景象的诗句争相涌上心头：“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我们还一鼓作气，走到距松山机场不远处，路被大江生生阻断，久久望去，终等得一架飞机起落。我们仰头望着那盖顶的庞大机身，并没被那比雷声还响的轰鸣声吓到。我们望着它远去，一直到消逝不见。好惆怅，就像好友或自己的什么被载去远方，于是都暗暗立誓，有一天，也要去飞机去的地方，不管天涯或海角。
等我长大，也为人母后，唯一坚持的，就是让自己的小孩读离家最近，可以步行上学、放学的学校。她不幸生长在台湾治安最糟的年代，我们大人就轮流远远跟着她，看她与同学推推搡搡，拔一株狗尾草互相搔痒，或一起蹲在围墙下观看群蚁搬家，有时为纹白蝶幼虫在十字花科野草上的成长留下记录，有时捡一个蝉蜕的空壳送给家里的猫咪，或摘几叶香椿给公公凉拌豆腐，或两手端着受伤的蜥蜴含泪要我医治它……我只希望，她有个可堪回忆的童年。
因为我就是在那上学放学之间，认识了这个鲜活真实、独一无二的世界。我早早知晓世上人有百种，人人都有不同的来历、不同的记忆和不同的故事，且得以明白，书上种种知识并非只能用来应付考试，还可以说明、佐证并支撑你看到的世界。因此，我更喜爱在书本阅读中寻求帮助，因为书本可以让我更深刻地懂得我所好奇、所观察的眼下世界。
我在童年养成的好奇观察，包括阅读在内的四下游荡探索的习惯，一直是我至今还想写、还能写的动能。这是始料未及的，它们已经不仅仅只是童年往事了。
（王树芳摘自重庆出版社《昨日当我年少时》一书，李小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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