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么说，那我父亲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训练我当一个艺人了。
例如吃饭时，他会夹起一块肥肉，先向在座的客人们宣告它的胆固醇含量很高，但碰到老婆做的霉干菜扣肉还是欲罢不能，接着便问：“儿子，这个叫什么？”我则脸不离碗立刻回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每次都让满桌客人笑出声来。
吃完饭，大家在客厅听我演奏完一段钢琴曲之后，老爸一定会提起某一天当我在练琴时，他误以为我故意弹错音而敲我脑袋，后来发现我没错，当场赔了我五美元的事。接着他一定会问：“儿子，然后怎么样？”我便回答：“我当场找了你两美元，因为敲得不够痛。”每次都赢得客人叫绝。
还有一个他爱讲的，就是去香港买照相机，跟店员斗智的情节。我扮演老爸，老爸扮演店员，两人一搭一唱，必定博得满堂彩。
有时候我觉得老爸一定是闷坏了，老是需要我陪他唱双簧。十九岁那年放暑假回到台湾，满口还是ABC腔调的我就跟着他同台演讲，走遍全台湾。我们的开场简直就是在说相声。
他：“我是刘墉。”
我：“我是刘轩。”
我们：“问候各位乡亲！”
台下必定哗啦啦一阵掌声。我们一套接一套：虎山、敲头、香港店员……每场两千多个位子，场场爆满。
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说他不讲了，要我独自登台。
我慌了：“那我怎么办？”
他说：“你活那么大，总该有些自己的故事吧！”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下子给予我严格的训练，一下子又松手，说：“你自己决定吧！”更扯的是，还把“你自己决定吧”写成文章。
对他来说，时时刻刻都是教育机会。跟他在森林里跑步就像上自然课。碰到书法作品我总是低头快闪，因为他一定会叫我念出上面的字。他对我妹妹也不例外。即使现在，他还是会摆个小白板在餐桌旁，边吃饭边考她生字。他每餐必高谈阔论，而且讲完一个笑话，还会补充：“这个嘛，叫作‘逆向思考幽默’，先设下引子，铺陈笑点……”顿时让笑话变得一点都不好笑。
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功夫小子》，我觉得老爸很像片子里的老师傅，看似叫徒弟给汽车打蜡，但其实是在教他空手道。为了给我灌输为家庭服务的意识，他派我去院子里捡松果。为了教我细心，他叫我用湿纸巾擦一棵假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擦，漏一片就要罚钱。同学们知道了，打电话约我前都会问：“今天不用擦树叶吧？”老爸看我在那儿干，则笑得合不拢嘴，还拿出相机拍照。我知道他拍照的原因：为了把这个情节写到下一本书里。
不过讲句公道话，他怎么要求我，也会怎么要求自己。跟我约时间，他总是会说：“我几点几分到。”他说约时间要准确，一方面是尊重对方，另一方面则是让对方知道你会准时，所以不可迟到。他真的不会迟到。即使跟我约，如果晚了几分钟，他也会道歉。跟他合作过的人都说他很烦人，甚至“难搞”，但他极度可靠，说到的一定做到。光是这一点，我可能一辈子也学不来。
有时候我想，难怪老爸会念师大，因为他天生就是个老师。教育他人是他的乐趣，也是他的动力。当然，我们全家和周遭的朋友都直接或间接地沦为他的“素材”，我们的私事还变成中学生必读的课文。（真不好意思啊！）虽然我对外开玩笑说，我很高兴当个混账儿子，以便让我老爸有写作题材，但事实上我时常不希望被他写到。甚至在大学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根本不想打电话回家，直到有一天收到一个读者的来信。他说自己家境不好，父亲老是在工作，从来不跟他聊天。但某晚他父亲偷偷走进房间，把《超越自己》翻到其中一篇——《在风雨中成长》，留在他的床头柜上。他看了以后，便知道父亲是爱他的，所以他想要謝谢我。
近年来，我父亲开始通过燃灯基金会，给偏远地区捐钱盖学校。盖的几十所学校，都是以家人的名字命名，但从来不用自己的名字。有一次我们全家去贵州探访“帆轩四小”，坐吉普车走了好几个小时的山路到贫困的山区，看到几十个学生挥着旗子跑出来欢迎我们。我们给他们发巧克力，看他们跳舞表演，老爸还叫我妹妹拿出小提琴来为他们演奏，随后掏出他的照相机。我在旁边偷笑，一方面我知道这又将成为老爸的写作题材，但另一方面看到他骄傲的表情，我内心也真为他高兴，因为此刻他是大家的刘爸爸、刘老师。
（司志政摘自接力出版社《放任心中的一百次流浪》一书，沈 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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