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一种怎样的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二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您信佛吗?”我问。
“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
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
三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
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都信人民币吗?
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像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
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
四
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
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五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放在汉字本身,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对此,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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