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财的日本人
初次听说这事儿，是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欢迎午餐会上。按照在国内闲聊的套路，我向日本朋友询问他们是不是也做P2P。
翻译刘小姐费了半天劲才解释清什么叫P2P，两位同席的基金会领导随即回复：“No、no、no，我们不但不做P2P，而且不上网理财，不上网炒股，也没有某某宝、某某通，甚至不上银行买基金国债，至于倒腾古玩字画、黄金外汇、房产楼花，那就更甭提了。总之一句话，我们视理财如无物……”啊？！我停箸不食。
我告诉他们，在中国，不要说像他们这样年富力强的，上至80岁的祖母，下到黄口小儿，用手机买个基金什么的早已司空见惯。这种信息化时代的理财早就超越了金融范畴，外延到社交领域，已然成为加深社会连接的重要纽带。
在座的日本人淡然回复：“这个，刘桑，在日本人心里，理财跟赌博差不多，都属于投机……”听了这话，我不禁暗叹一声，默默端起面前的清酒一饮而尽，浇熄了我胸中本欲传授中国版致富经的热情。
后来我才知道，在日本，理财差不多是个贬义词。绝大部分日本人理财只有两个套路，一个是存银行吃利息，利息是——基本没有（反正多年来他们也不通货膨胀，时不时还紧缩一下子）；第二个是买房，但跟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买房不是为了坐等升值（因为房价差不多一直在降），而是瞄着租金，大概一年是五六个点。其余的理财方式，日本老百姓基本都是敬而远之。
但是，发财是人性，难道日本人都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吗？
当然不是，要说明其中缘由，还得从20多年前讲起——当中国人开始改革开放时，日本经济已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从朝鲜战争带给日本的好运开始，经历了战后复苏、1964年东京奥运会，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中国的高速增长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不同的是，日本人爱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爱喊“一亿总中流”——他们一共1.2亿人口，1亿都是中产阶级，直接搞成了共同富裕。城市化率从战后的30%一下跃到90%，农民妥妥地进城变成城镇居民——因为没有户籍这东西。同时，城里的政客要讨好农民，因为农民是选举时最大的“票仓”，所以对这些进城务工人员都是鞠躬欢迎，从不敢搞什么孩子没学籍、限制买房买车之类的小动作——奇怪的是，这种“不作为”反倒真正实现了迄今为止最高效的现代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历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普通家庭还是富豪老板，无论是大财阀还是小企业，整个社会都觉得日本的前途和“钱途”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工人工资增加，企业利润上涨，即便1985年被美国按住牛头签署了阴险的《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在不到3年间大涨一倍，造成的出口危机反而因为日元国际购买力的增加，使得普通日本人成了能够在全球“买买买”的“扫货侠”。随之而来的站在世界之巅的喜悦，幻化为万丈豪情，又内化为对本土股市和楼市的狂热，从东京开始席卷全国的炒房热成为每个日本家庭的必修课。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日本沉浸在一个“地价不倒”的神话中。当时东京地铁山手线（大概相当于北京2号线）内的土地价值已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买下美国，然后再把美国出租给美国人住”——这个著名的调侃意味深长：在日本民众心中，即便领土上仍然驻扎着美国占领军，但“二战”带来的战败屈辱，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了解构。于是，“经济景气+金融宽松+民族自豪”三驾马车合流。银座、新宿这样的地方成为全民销金窟，夜夜笙歌，卡拉永远OK。当时凌晨喝多的人要想打到车回家，据说要加价到100万日元的哥才肯搭理。
1989年日本的银行利率为2.59%，日本央行在一年时间里将之提升到6%，同时紧缩银根。这是政府“扑灭泡沫”政策的真操实练。而这种带有日式决绝的、已然超越了“休克疗法”的“切腹式”狠招，很快便見成效——1991年大量呆账、坏账拖垮了诸多银行，倒闭潮滚滚而至，那些杠杆加得太高的炒家接连倒下，股市同步崩溃——日经指数从最高时的4万点跌到1万点，迄今未回归……老人们对那些日子，真是不堪回首。于是，这段先甜后苦的痴恋化为4个大字，刺在了日本民族的后背上——不能投机！
这4个字，因为过于惨痛，在漫长的岁月中，不但蚀刻渐深，而且洇出边界——不要说炒股炒房，就算低风险投资，比如上面说的理财等，都让百姓避之不及——总之，20多年前的楼市一崩盘，不仅刺破了经济泡沫，某种程度上好像也刺破了日本人的自信，整个国家的上升曲线出现了拐点。与之对应的是，日本也从高歌猛进转轨成为一个“风险厌恶型”社会。
这种风险厌恶不仅仅影响着理财，恐怕也影响着日本的未来。在东京的这些日子，我经常听人向我描述当下日本年轻一代的状况——处在本该朝气蓬勃、敢想敢干、肆意妄为的年纪，非但不像中国的同龄人一样激情创业、留学（中国青年的问题是过于激情），就连“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的欲望也淡得很，主要不是因为钱，而是——多麻烦啊，不会外语啊（日本人外语确实不好），日本多好，又干净又安全，干吗要费那个劲？
安全、安静、安之若素，这一代日本年轻人被称为“草食系”。作家近藤大介这样评价：“他们根本不会去思考怎样让自己的财富倍增，也不会有诸如以后自己开公司，将来上市的庞大野心。他们所想的只是如何维持目前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以及少得可怜的存款；他们不会打破成规，不会轻易失败，当然也不会取得巨大成功。”
日本人自己其实早就看出这种风险厌恶引发的社会动能退化。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感叹，日本有两次“有劲”的时代，一次是明治维新后，一次是“二战”结束后，现在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几乎都是从那两个时代中产生的。而现在这种畏惧风险、不愿出头的氛围，多多少少跟20多年前那个泡沫的破灭有关……我们习惯对中日做某种比较——相隔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相隔30年的房产狂热，之后呢，会不会也有另外一个30年的幽灵在不远处徘徊？
我们总说“前车之鉴”，有时候想，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很像一辆探路的开道车，我只希望我们不要浪费了他们已付出的代价——现在看来，那不仅仅是经济上“失去的20年”，还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基因突变。
我们总说“预测未来”，有时候想，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很像《解忧杂货铺》里那个可以穿越时空的牛奶箱。如果你真心诚意地想获得指点，那你就一定会得到答案。
（林冬冬摘自《三湘都市报》2017年5月4日，喻 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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