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骑着自行车，戴着深色镜片的“蛤蟆镜”，穿着格子衬衫和喇叭裤，踏着锃亮的小皮鞋，梳着大背头，手中拎着录音机在街头呼啸而过。你可能看得目瞪口呆，没错，这些时尚青年中，可能就有你的父辈。
人们不会无缘无故打扮成这样。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每一种行为都在释放信号。
那些时尚青年的行头，在当时都是奢侈品。比如说“蛤蟆镜”，这种太阳镜当时都是广东货，售价十多元一副（记得千万别把上面的不干胶标记撕掉）；自行车的地位和现在的轿车差不多，最好的自行车是上海产的凤凰牌，其次是天津产的飞鸽牌和上海产的永久牌；至于录音机，那时候大约只有一种日本三洋牌的，一开始是单喇叭，售价200多元，后来出了双喇叭、四喇叭，价钱涨到三四百元——这可相当于一个青年大半年的工资，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
骑着凤凰自行车，拎着三洋录音机，和今天那些富二代开着音响震天响的跑车一样，都是炫耀行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说，一个信号要在竞争对手之间表现出可信性，它必须难以造假（当时可没有仿冒产品）。如果一方传递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而得利，那另一方则被迫暴露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自己没有这些装备）。而那些跟着别人的录音机跳舞的，当时被戏称为“蹭响的”。
当特定信号物的成本不断下降，有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时，它们就失去了身份象征的作用。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的电视剧中，那些黑社会的大哥永远拿着一部像砖头一样笨重的“大哥大”，今天则已成为可笑的古董。
当农村姑娘由于整日在户外劳作而拥有古铜色的皮肤时，淑女们便会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的皮肤保持白皙；当大多数女性开始在室内工作以后，古铜色的皮肤又变成有闲暇时间在户外度假的奢侈象征。
牛津大学的学生喜欢穿着带有牛津标志的T恤，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当穿带有牛津标志的T恤成为一种风潮时，真正的牛津学生便不再穿它们，转而佩戴起他们所属学院的徽章。而这些徽章，市面上可买不到。
关于手提录音机这件事，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它发出的信号产生变化时，便有了以下这一幕：
上世纪70年代末，印度时尚青年和中国时尚青年一样，以在公共场合提着录音机大声播放为时髦。当时的印度政府为了推进减缓人口增长的政策，开始用这种录音机来奖励做结扎手术的人。于是，这种时尚一夜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秋伟摘自《深圳商报》2017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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